当代作家余华，近来处于风口浪尖，一是因为，暌违八年，他终于发表新作，带来小说《文城》；二是，三月上旬他被某教育机构邀请参加活动，发表了一场名为《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演讲。

余华在某机构活动现场讲作文

相比于出版行业、文学圈内人士及爱好文学者对《文城》的讨论与交流，后一事件似乎更为“出圈”，引起广大网友的广泛讨论，听闻这一消息人们哗然，不少人甚至感叹“文学已死”。

为何余华去给辅导机构演讲教学生写作文，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这其中恐怕有多重原因。

余华在某机构活动现场讲作文

很多人质疑，未曾高考成功的余华（1978年他高考落榜）给学生讲授写作文到底有何可操作性？作家本人似乎也料到了这一质疑，于是演讲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身份做了说明，他是以参与过学生作文评选并曾与中小学语文教师一起共事过的身份来分享这个主题的，这显然是正当的。

但是，更多人惊讶、悲叹甚至失望的恐怕是，曾经的先锋作家如今竟参加商业活动，全程念稿（虽然本人解释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不佳），与应试教育牵扯起来。要知道，余华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他在80年代的先锋创作曾是文学界的精彩创新。余华的突出贡献是把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和艺术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他所书写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现实，都具有世界性，很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这正说明了他的作品是引发世界人民共鸣的。平常生活中即使不熟悉文学的人，也一定听过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更遑论这些作品还被改编为各种影视作品为人津津乐道。

由余华小说《活着》改编同名电影剧照

由余华小说《活着》改编同名电影剧照

由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改编的韩国电影《许三观》剧照

由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改编的韩国电影《许三观》剧照

余华的写作，对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困境都有深刻洞察，那些血淋淋的现实暴虐却真实，无论是起初对暴力直白的描述，完全外放式的写作（如某些作品中对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描述有些甚至让人不忍卒读），还是后来的收敛、内化的写作（如新书《文城》美丽细腻的语言风格），人们已经认可了他作为顶级作家的这一身份。

这样的知名作家，却大材小用地“堕落”到教学生写作文。民众觉得这令人大跌眼镜，于是悲叹“文学已死”，这样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大众审视余华、审视文学的目光是值得商榷的。

整件事情的逻辑是：因为人们对余华、对文学的印象向来都是神圣的，高雅的，高高在上的，这样的对象若是不能免俗地与商业挂钩，与实用的应试教育挂钩，让文学从神坛下沉到世俗，这不是很离谱吗？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对文学本身充满着一层说不清的滤镜，即使看不懂高深经典的文学著作，不知道当下文学发展的步伐，但不妨碍他们对文学那美丽的想象。余华，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代表文学的符号。人们不能接受余华“下海”参加商业活动，不再神秘，与世俗相连，正是因为不能接受文学的走下神坛。对于文学的审视态度，引发了这次争议。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对文学的这份期待与神化历来都有。很难说，我们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客观的层面在看待文学。

古代，方块汉字与平民有“壁”，书面文字与人们的日常口语脱节，文学因而也无法与大众亲近，成为有权者用来维护权势与利益的工具，如历久多朝而不衰的儒家经典。文学与语言、文字相关，文字的不方便，注定了文学与人们的距离，不识大字的平民大众又如何能享受得了文学的美妙？文学注定是上层有权势者、能接受教育者可以接触的，虽然也有为平民书写的作品，可是阅读自然很成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好不容易推行白话文，改革语言文字，将口语（白话）与书面语言（文言文）长期以来的脱节弊端破除掉，过程中自然经历了重重磨难。语言改革推动了文学创作，这其中，鲁迅先生的创作被公认为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破除语言障碍后，人们阅读文学，接触文学较之先前不那么困难了。

但是，回到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上来看，这场运动也是在以“救国”、“启智”为目的的大前提下进行的，语言改革，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学创作，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特点。无论是从一开始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是到后来左联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此后历久不衰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当代文学创作原则，人们都对文学寄予了无限的期待，希望文学可以反映现实，批判黑暗，教化民众，团结民众，发挥它的宣传、传播功用。也正因此，文学在人们眼中是神圣高雅的，充满力量的，不容亵渎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变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人们的想法逐渐多样，文学不再拥有仿佛先前那般举重若轻的精英地位，逐渐退化为文学界内人士、文学爱好者圈子内的小众活动，作品的欣赏、讨论、阐释与批评，无法再在大范围内传播。虽然，当下也有如同先前风格的作品，但是人们已将其与精神世界剥离开，不再视为单一的精神活动。

在当下，一般人若是不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也无这方面的爱好，与文学的距离恐怕变得更加遥远。多年来，中国人人均阅读量一直十分低迷，正佐证了这一点。再如，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们才争相去了解谁是莫言，为什么他可以获得诺奖。

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

正如前面所述，虽然文学离一般民众遥远，但是不妨碍人们将其视为心头的“白月光”，不容轻慢，加之，长期以来人们寄托在文学之上的实用主义，也更加剧人们对文学本身的神化与高期待。

因而，人们因为余华事件感叹“文学已死”，这种心理也有其合理性。可是，我们也不妨不必如此敏感，不妨把对文学的仰视视角抛开，对文学本身祛魅，回到文学自身去评价文学，不高估也不轻看，不用外在加持的东西去审视文学，不轻易拔高它的意义，也不轻易唱衰它的存在。脱离了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文学，又何尝不是更轻盈？不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呢？让创作者更加畅快地说自己的话，让读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文学、吸收文学的养分，脱开一切外在的枷锁，只是纯粹地享受文学，这难道不是更合理的态度吗？

正如新京报文章《认为余华教作文就是“文学已死”，是对文学的误解》指出的，“在轻视者眼中，文学因神圣而无用；在迷恋者眼中，文学则因‘无用’背后的‘不功利’而神圣。但无论‘神圣化’还是‘无用论’，都是对文学本身的误解。”正说明了这整件事的本质。

回到余华本身，一位创作成就获得大众认可、经典作品享誉全球的成熟的写作者，如何不能教学生写作文？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老师们苦学生们千篇一律的程式化作文久矣。我们何不妨抛开对余华的符号化解读，接受并承认余华以他写作者的经验与角度，也许可以教学生在应试要求下写出不一样的精彩作文，承认这未必不是一种学习“带着镣铐跳舞”的有益尝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