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浪淘沙》非常好，好就好在它细致地展现了党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是如何靠着自身的力量斗争以及血与泪的牺牲，最终找到正确路线的。

斗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个人之争，斗争的目的是更好地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斗争的目的是集体的力量更加团结。基于这一点，党才走了一百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想着把党史归结为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唯心的，那样的话党是不会一次次团结的。

建党百年，相关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每一部都看完。对于这部《大浪淘沙》，我本来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不好看一集弃就是，但看了第一集后琢磨出了一些不一样，于是一口气追了下去。然后才发现，原来主创团队是《恰同学少年》的导演、《东方》的编剧和《鸡毛飞上天》的制片。

当然，遗憾的是，这部剧目前在几大视频网站上还没有，只有卫视有。我也只能是在卫视的官网上看一看。但我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

这部剧是不拍大事件的，五四、一大、北伐、四一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长征等这一系列具有历史隽永定格画面的大场面它都一笔带过。一方面考虑到是经费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更凸显本剧的野心：

它着眼于大事件前的决策过程。

决策是吵出来的，是实践出来的，是斗争出来的。正确不是凭空出现在脑海中的，是经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出来并指导人们的。所以正确是一个后验的东西。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在没有能力与代价的基础上，只口头上说就成为正确的。

而大事件是什么？是尘埃落定。是历史的结果，是历史上所有人意志的矢量和。而这些意志各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影视作品就很容易沦为PPT演示页。写的人不懂，拍的人不懂，演的人不懂，看的人也看不明白。

这个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

《觉醒年代》没有回避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建党这短短几年内的大量思潮，无论是封建帝制、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多党制，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剧中都直接呈现了出来。在多种尝试后，当时的许多人和观众才最后意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我们需要的。

这是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大浪淘沙》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作了比较。它没有回避的是党在成长过程中的路线斗争。

《觉醒年代》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要走共产主义道路。

《大浪淘沙》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走共产主义道路。

所以当看到片尾时，我是兴奋的。片尾回溯了党从一大走来的许多大事件，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八七会议、井冈山会师、六大、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

最后落点在哪？

在1945年4月的七大。

这一点很了不起。

如果结尾是1921年，那说的是党为什么出现。

如果结尾是1927年，那说的是党开始走向成熟。

如果结尾是1949年或1953年，那说的是党带领人民取得了胜利。

但1945年意味着什么？

1945年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意味着党在这24年的历史中找到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这样的斗争是伴随着血与泪的。

毛泽东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在长期过程中的实事求是的结果。是毛泽东等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找到的能够走下去的路与很多人在「左」与右之间徘徊最后失败甚至牺牲，是动辄就是以组织为代价的血路。所以最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这是大悲情，也是大豪情。

认为可以直接照搬过往经验的，这是经验主义的错误。

认为可以直接沿用理论成果的，这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所以整部剧其实都不用拍蒋介石，不用拍太多国民党。党组织的问题解决了，才能拧成一股绳向外，那时是无敌的。

从目前的剧情来看，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部剧在这方面上下的功夫。

先说一个建党以前。毛泽东驱张运动。

在很多人的设想里，驱张运动无非就是毛泽东等人要把张敬尧赶出湖南，而进行的罢课、宣传，争取同情和支持，在请愿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张敬尧的驱赶。

但如果可以这样简单理解的话，那驱张运动就太简单了。一个第一师范刚刚毕业的学生，就能凭借一己之力做到这件事，这不符合唯物主义，既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毛泽东的不理解。遗憾的是，我们很多过去的影视作品都是一笔带过，仿佛这件事容易得很。

剧中直接点明了这一点：湖南问题要解决，不能只看湖南，要看北方的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

1918年北洋军阀南北战争时期，直系军阀吴佩孚打下湖南，却被主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要求驻军衡阳，给皖系的张敬尧作屏障。此举不仅使得吴佩孚不满，原本就主政湖南的谭延闿更是不满。

等到段祺瑞失势，毛泽东等人便立刻利用这个矛盾，说服吴佩孚和谭延闿齐力驱赶张敬尧。从而达成目的。

这才是当时的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只要写个请愿书，控诉张敬尧如何暴戾就能达到目的，那是书生之举。

当然，背景是社会矛盾，但光有社会矛盾是不行的，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书中说驱张运动中毛泽东是主心骨，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大局中只有他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如何借力打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毛泽东在军阀间捭阖纵横，事实上已有子贡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大手笔了。

如果说本剧中描写驱张运动只是一碟小菜，那么它花在中共一大上的心血可以说非常令人赞叹了。

过往拍一大会议的，往往蜻蜓点水：代表们开个会，然后有密探和巡捕前来，于是大家转去嘉兴南湖。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过场，非要做戏的话，也无非是多描写了一些密探和巡捕之间的互动，至于一大是怎么开的、目的是什么、过程是什么，没有人关心。

可事实上历史考证早已更新了，关于一大我们有太多的细节。编剧不下苦功夫学习只吃老本是不行的。

《大浪淘沙》是我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完整表现以下关于中共一大的细节的：

一、一大在上海7月开，与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的马林和苏俄情报人员尼克尔斯基1921年6月初到达上海后仓促启动有密切关系。

在开一大之前，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都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小组。把各地党组织整合成一个整体，已经提上了日程，但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动静呢？

答案很现实也很无奈。

没钱。

办刊物要经费。

做宣传要经费。

甚至召集人来开会都要经费。

单经费问题，李汉俊和陈独秀就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争执了。这个问题在无法得到解决前，要想召开一大是不可能的。

现在转机来了。根据包惠僧的回忆《一大前后》，这笔经费是由马林提供的。每名代表一百元路费，闭会后还各自有五十元路费。而当时上海普通警察的工资是每个月十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建党初期，大家还没完完全全有斗争的艰辛意识和准备时，虽然建党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但如果没有经费让大家来开会，那从何说起？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当6月上旬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后，为何会议可以迅速召开在上海了。

二、一大开会地点的选择与王会悟的突出表现。

过去人们常常忽视女性在建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向警予、杨开慧这些就不说了，王会悟作为非党员，事实上承担了一大召开时的大量细致工作。

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三个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1921年6月时，党组织机关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刚刚被查封，要选择一个新的开会地点，事实上并不容易。

会议场所是李汉俊选的，在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

代表住所是李达落实的，在博文女校。王会悟认识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是北大的黄侃的女友，因此代表们最终是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用了校舍。

事实上，1921年前后的上海同时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其中法租界地价便宜、治安不好，对于当时的地下活动，有很大的自由。

所以上海法租界这一块，一直是新政治精英聚集地。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丁人杰等都在这里有住所。而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主义在当时尚未有严格区分，大家彼此往来密切，所以最后选在了这个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法租界密探和巡捕不是着中共一大来的。

这一点往往是被人忽略的。

正如上文所说，当时的法租界，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层出不穷，就在一大开会期间，还同时有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联、留日学生救国团同时在活动。

而当时法国巡捕真正要查的，是不是中共一大呢？其实不是。

1921年6月全国都有许多活动，李大钊在北京领导了讨薪事件（所以李大钊没有来参加一大）、安庆发生屠杀惨案，全国性的学生活动多了起来。因此上海更加作为一个联络中心，异常活跃。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陈公博在回忆录里说，当时法国巡捕上来第一个问题是他是不是日本人了。

虽然陈公博到死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法国巡捕关注他是否是日本人的真正用意，他在《寒风集》里写了好几个猜测的理由，事实上我们也是后来在上海市保存的许多档案里才窥探到真实的历史背景。

就在一大召开的同时，许多日本「过激分子」和朝鲜人，齐聚上海，召开学联。

而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和上海档案馆资料看，法国巡捕是很早就发现了这批人的踪影并加以监视的。

当然，与此同时，这群人和中共早期党员有着密切的接触。

李大钊就曾加入过新亚同盟党，张国焘、刘清扬等人也加入过大同党，而李达则以留日学生总会理事的身份参加过学联。

而从目前可考的档案来看，直到开二大、三大时，全国范围也都没多少人知道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所以当董必武看到《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时，自然就明白这不是针对的中共一大的行动，而是针对当时上海所有集会活动的行动了。

总之，在一大召开过程中，密探和巡捕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事先知晓这群人开的是中共一大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

这一点在以往的影视作品里从没被体现过。

四、何叔衡在中途离开上海回去了长沙，李汉俊和陈公博也因为暴露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在不知道多少相关影视作品里，南湖船上都坐满了人，苏俄代表在，何叔衡在，李汉俊和陈公博也都在。

如果说只有何叔衡在，而两个苏俄代表、李汉俊、陈公博不在，那还可以理解，并且后四个人不在现场是在各种回忆录里都已经明确说明的。但许多影视作品连这个工作都不愿做，直接就照搬了全员去船上。

而《大浪淘沙》好在哪呢？

它连何叔衡中途离去的历史细节都抓到了。

何叔衡来参加了一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谢觉哉日记》里就有直接记载。

这桩公案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

在周佛海的回忆里，一大被密探查房当天夜里，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回去了博文女校，这说明了何叔衡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一大现场。

在萧子升和刘仁静的回忆里，南湖会议后，萧子升和毛泽东去了西湖边游玩，两个人都只说了只有两位，没有提何叔衡。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1，何叔衡参加过中共一大；2，何叔衡中途离去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那么何叔衡为什么中途离去呢？

有一个细节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虽然提及了何叔衡来过一大，但却不认为他是一大代表。

但在1929年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里，明确提到了何叔衡是湖南代表。

这个出入是有趣的。而当我们仔细研究这封信，就会发现这封信是何叔衡在莫斯科时先写给董必武，询问一大具体情况的。这说明何叔衡确实中途离开了，所以具体内容是记不清的，但他在当时其他人的记忆里，依旧是一大代表。

从这里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张国焘会在回忆录里说何叔衡来过一大，但因为理论水平过低，又没工作表现，被张国焘要求不再出席大会。而何叔衡当时虽然是一大代表，却因为张国焘的个人原因，在回忆中不认他是大会代表。

所以何叔衡离去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张国焘在会议上对他的排挤。这一点在剧中也有所体现。

剧中着重刻画了李达、李汉俊、张国焘、陈公博、毛泽东等人在党的路线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有的寄希望于先研究清楚马克思主义，有的认为要在政府里做官做事，有的觉得要直接搞工人运动，所有不同的想法都在会议上展开了交锋。这样的细节描写是过往不曾见过的，有的作品只哼了几句《国际歌》就胜利召开了，完全不理解什么叫开天辟地的大事业。

所以本剧为何叫做《大浪淘沙》？

吹尽黄沙始到金。

这是一部全景式的剧。很多剧都说自己全景式，结果只是这头拍一点，那头拍一点。但这部剧不是，它的野心非常大，从21年开始、45年结尾就能看出来，从它想拍一大代表的各种不同选择就能看出来，这么多的斗争之后，才会有从幼稚到成熟的中国共产党。

而有的作品想表达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甚至还需要通过第三方乃至敌人的肯定来呈现。这显然是没法真正深入理解的。

谈论建党，就要把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对比，就要把实践和理论作对比。只有真正对沙过滤了，才能得到金子般的结果。如何大浪淘沙把真正愿意信仰的人聚集起来，如何在各地先建立小组，最后成立一个党。

每一步都非常难，不是动动嘴皮子唱唱《国际歌》就成立的。

讨论党的发展，就要把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对比，这时的对比是惨烈的，白区、鄂豫皖、湘鄂西，许多地方都有各自的行动，就是中央红军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八月失败、攻打长沙等失利。失利的结果是什么？是一个又一个同志的牺牲。

而他们本不必牺牲的。

没有什么事是万事俱备筹划好的。完全正确是一个后验的东西。27年以后，全国各地起义几百个，最后真正来到边区的有几个呢？

什么是正确路线？是无数个错误路线的祖国河山一片红集合起来的。你总想着做好准备做好准备，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后一定失败。因为做好准备和想着做好准备，是两件事。后者意味着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为什么从六大到七大隔了十七年？因为开大会是要把代表们召集起来商量出共识的，而这许多年里的共识商量是商量不出来的，只有实践。人凑不齐、思想不统一，那就不可能开七大。所以这部剧的结尾在45年，非常好。

所以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边学边干。人民等不及。所以党走了一百年，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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