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小说《天鹅绒》，是继《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之后，姜文导演的第三部电影作品。前两部作品，都是从个体切入，进而展开整个故事。《太阳》却不同，它更像是同观众展示了一段历史，只不过先将其切碎，并藏匿于一幅恢弘的画卷中。并且在观众的视角中，实际看到的其实是四幅画卷。如果只是如其他电影一样，将四幅画卷依序排列，那么《太阳》不过是一道家常菜，兴许会被更多的人呼作“纪录片”，十年之后便会被大众所淡忘，光芒也必将被姜文的后续作品所掩盖。反倒是现在这般四、二、三、一的排列顺序，才让本作展现出了更高的美学价值，从“纪录片”向“文艺片”大跨了一步，在中国电影史上独树一格，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本作成为姜文至今仍然无法被超越的作品。

故事的开篇，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有旧黄色的墙，也有黑瓦白墙；有嫩绿的草，也有曾经绿过现已枯黄的草；地面上有石头的台阶，可踩在脚下的却全都是沙子，每天晚上被冲刷得干干净净，白天就会被踩上新鲜的脚印。村子里有时可能会有雾，这雾不是每天都有，但只要有雾，随着人走向前走，周围的东西就会渐隐渐显、渐显渐隐。静的是这样，动的也是这样。有驴，有牛，它们可能不是为了干活的，因为身体从头到脚都是干净的。颜色兴许是黄色的，也有可能在脖子上看到两条红线。总之，看到之后的第一印象一定是“熟悉”、“对”。引用姜文自己的话，这幕场景“比对还对”。但是看第二眼、第三眼就会发现，好像又有什么不对。比如，这东西很熟悉，但这颜色好像不太熟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弥漫在整部电影中。

在这个村子中，有一个疯女人，但这女人不是一直疯的。那天，她把一双新买的鞋子挂在一棵树上，转身去上了厕所。可当她从厕所出来后，鞋子却不见了，还听见一只鸟一直盘旋着，叫声似乎是“我知道、我知道！”女人追着鸟，爬到了大树上，扒开茂密的树枝，探出身子，抬起头来，声音嘹亮地喊道：“阿辽沙——别害怕——火车在上头停下了——天一亮他就笑了——”话音刚落，伴随着咔嚓一声，树枝断裂，女人从树上掉下来，重重摔在地上。再次醒来时，她便已经疯了。

她有个十八岁的儿子，名为李东方。李东方拿来了一双鞋子给女人，可女人却将鞋子扔到一边，说这不是原本的那双。此后，疯癫的母亲有时爬到那棵树上，望着远方，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又站在楼顶上，一边踱步，一边反复吟诵着“白云千载空悠悠”。她开始从树下挖白色石头，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她几乎摔碎了家里的所有锅碗瓢盆，李东方就站在一旁，不明所以，便也跟着摔，还劝阻她不要摔了。她吩咐李东方念信，信上只有反反复复的一句话：“就叫我阿辽沙吧。”接着就是一巴掌扇向李东方，问他：“懂吗？”李东方答：“不懂。”她说：“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直到有一天，女人穿了一身整洁的衣物，显然是清醒了的。但也就是在那一天，她不见了，只有整齐的衣物顺着河水漂流，后面还跟着那双丢失的鞋子。

仅是第一幕，就让许多观众在观看时陷入了迷茫之中。这样十分“熟悉”、十分“对”，“比对更对”，但是又有什么不对，仿佛上当一般的感觉，就是姜文想要呈现出的效果。德国导演和剧作家布莱希特曾提倡过一种创作方法，名为“陌生化”，又称“间离效果”。即，戏剧不应该将观众彻底吸入剧情中，从而使观众丧失了理智的思考，只跟着人物的命运与他们一同喜怒哀乐。戏剧应当间离，让观众感到陌生，从剧情中脱离出来，理性地、冷静地去审视剧中的生活，从而得到认知与启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重新看第一幕的话，就可以很轻易地看出姜文在做什么。他在叙述自己对某个年代的一段回忆，但不希望观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他所希望的，是观众能够主动地、独立地、冷静地思考。清代著名画家石涛说过：“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齐白石老先生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此二人所言，真可谓深刻入骨，却又言简意赅。

伴随着歌声，镜头一转，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学校里，主人公是一位姓梁的老师。某天夜里，学校里组织观看电影，突然有个女人大喊“抓流氓！”原来，这女人的屁股被人掐了。梁老师连忙一路奔逃，却摔断了腿，被一群人围住，抓获。为了找出真正的犯人，学校将包括梁老师在内的五名嫌疑人聚在一起，让他们隔着一层白布，去掐那个女人的屁股，好让女人通过手感来判断犯人是谁。女人喜欢梁老师，却苦于无法表达，便诬陷他为犯人，希望得到一个表达的机会。尽管梁老师最终洗刷了冤屈，但没过多久他就微笑着上吊自杀了。

听到这样一段故事，相信每个人都会去感叹，这是多么荒诞、多么奇诡！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荒诞”？有人说，把生活讲得真实，这就叫“荒诞”。我是认同这句话的。不过，“真实”并不等同于“相似”，否则便又如白石老先生那句“太似则媚俗”一般了。显然，这一幕戏并没有媚俗。它所描绘出的如此压抑的一段故事，正是运用了间离的手段，将那个性压抑的年代真实地展现了出来。姜文生于1963年，那个年代想必是亲身经历过的。他将自己的过往回忆描绘了出来，形成了这第二幅画卷。

学校里还有一位唐老师，他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煽风点火、哗众取宠，并且是南洋华侨出身，就被下放了。这便是第三个故事。而他被下放到的地方，正是第一幕中的那个小村子。也就是在这一天，疯女人不见了，只有衣物和那双丢失的鞋子顺着河流漂向远方。随唐老师一起来的，还有她的老婆。唐老师每日一大早出去打猎，与一些小孩子混在一起，晚上不着家，逐渐冷落了唐妻。最后，唐妻竟与李东方勾搭到了一起。床上，唐妻告诉李东方，唐老师说她的肚子像天鹅绒。这一幕恰好被提前回家的唐老师看到了。第二天，唐老师站在田埂的中央，端起枪，顶着李东方的头。两个人的身影与水中的倒影，刚好拼成了一个“日”字。李东方准备赴死，只是提出疑问，这天鹅绒究竟是什么？唐老师不愿李东方死得不明不白，便去寻找天鹅绒。然而，即使是到了北京，他也仍没有找到。反倒是李东方拿出了一面锦旗，对他说，我知道天鹅绒是什么了，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伴随着一声枪响，第三幕就此结束。

李东方死了，观众大多都记住了这样一幕死亡的景象，正如同上一幕中上吊自尽的梁老师一样。古罗马的哲人早就启发过世人，要“记住死亡”。当然，中国人也是擅于记住死亡的。屈原投江自尽，这样的死亡直至今日仍旧深刻地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每当有相仿的事件发生时，大家总能立刻想到屈原，想到这样的一场死亡。然而到了这里，电影仍然没有结束。事实上，无论是从电影的角度，还是从故事本身的角度，这里都不应结束。因为，每当出现死亡的时候，新生便会随之而来。

第四幕，两个骑着白色骆驼的年轻女人，在一块名为“尽头”的标示牌前沿着左右两个方向分别。一个全身南洋打扮，一个浑身裹一层布；一个人去与丈夫完婚，一个人去为丈夫奔丧；一个以为接下来的生活将是幸福美满，一个想要为他孤守到白头。去完婚的那个女人，正是唐妻；而去奔丧的那个女人，正是李东方的母亲。现在，李东方还没有降生，这个女人仍是孕妇。她来到老公的遗物旁，没有太多的悲伤和怨恨，只是平和地倾诉。另一边，唐妻与三年未见的唐老师重新再见。唐老师抚摸着她的肚子，对她说，你的肚子好像天鹅绒。猎枪高举，伴随着一声枪响，镜头转向了二人的婚礼。包含梁老师在内，在场所有的男人，都在贱兮兮地掐女人的屁股，尤其是唐妻的。就在这时，一辆火车从一旁驶过，火车上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进了卫生间。忽然，女人一摸肚子，发现肚子瘪了。她连忙跳下车，朝火车的反方向跑去，看到两条铁轨中间，躺着一个安详的婴儿。女人抱起婴儿，对着一轮初生的太阳，用嘹亮的声音喊道：“阿辽沙——别害怕——火车在上头停下了——他一笑天就亮了——”

这一幕，本应是电影的开始，可姜文却将之安排在了最后；而电影开头的第一幕，实应为故事的结尾。这不是简单的倒叙，而是将结束等同于开始。两个女人中，期待幸福美满的那个，生活只剩枯燥，最后与李东方通奸；想要孤守白头的那个，甚至疯掉了，最后与她一直在寻找的那双能够穿着走路的鞋，一同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些都是令人悲伤的结尾，可它们真的就是结束吗？不。现在或许是，但将来未必是。两个女人交汇的场景告诉我们，葬礼之畔始终有婚礼的狂欢，死亡之际永远有新生的初啼。

路途一旦走到尽头，便会陷入无聊，甚至有可能疯掉，这便是困境：停下来，是在承认自己的失败；可若是继续走下去，就有可能发疯。最后，天地间不过是“白云千载空悠悠”，仿佛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黑格尔对于悲剧的定义是——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同情。换句话说，只有相反的两种选择都是无奈的选择，那样才是悲剧。如果来一个能干的人就拯救了大家、摆脱了愚昧，那算不得悲剧。所谓的悲剧，是无论人们怎么能干，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困境。

当然，如果《太阳》只是在展示困境，那么这部电影必将沦为平庸之作。有人曾说：“不是艺术在模仿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艺术。”艺术能够引领人们的思维，启发人们的思考，而这也本应该是艺术的职责之一。然而，现如今的绝大多数艺术作品，都在向资本低头。好在仍有姜文这样的导演，仍有《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带领大家抬起头，向上走，重拾被丢弃的理想。

太阳，是姜文的理想，也是我们的理想。许多麻木的人在求仙拜佛，乞求神明的救赎和主的宽恕，其实都是没有认清“神”的本质——即，理想在现实中的投影。事实上，它们只能是投影，永远无法真切地影响现实。而《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现，就是在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感悟到困境所在，并认清理想，为之奋斗，努力让现实变成理想的模样。感到迷茫了对吗？不要怕，抬起头，你将看到太阳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