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是我取的，文章是得到爱喝稀粥大佬的授权后发的。文章有些长，不过干货还不少，适合配合五学本篇观赏。

*本文是关于权翊铉的生平，仍然是爱喝稀粥大佬译、注，本人（梓儿酱）校对。“大虎”是权翊铉在政坛上的绰号。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护体）

权翊铉

权翊铉（），1934年出生于庆尚南道山清郡。毕业于大邱能仁高中，陆士11期出身。1964年与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全斗焕、卢泰愚、金复东、郑镐溶等组成了名为“一心会”的秘密社团。1973年担任第26师团第76联队长时，因牵涉到“尹必镛事件”而被陆军保安司令部带走并遭到拷问，但在大法院被判无罪。1974年8月以陆军大领军衔被编入预备役。

之后曾担任三星精密株式会社的专务理事。1980年担任了第2无任所长官助理，之后参加了民主正义党的创建。1981年当选第11届国会议员，1982年5月接替因“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事件”辞职的权正达继任民主正义党事务总长。1983年5月发生金泳三绝食事件时，他作为全斗焕的特使去了金泳三住院的病房。1984年，丁来赫因举报信辞职后，成为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此后历任第12、14、15届国会议员。2000年在第15届议员任期内突发脑出血，退出政坛。2017年6月4日因老病去世。

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1951年的一天，父亲拿来一张报纸给我看：“去看看这个怎么样？”

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招收四年制“正规陆士”第1期（陆士11期）生的公告。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战争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我当时想，反正要参军，还不如考陆军士官学校。我找来《要领数学（）》、《要领英语（）》等备考书学习了一周。考试的时候，我发现考的内容好像都是我看过的。可能因为是在战争中，找不到其它书，所以出题官也是用和我看的一样的书出题的。

笔试合格后，我参加了面试。在面试官中，有一个个子矮小、脸色黝黑的大领，他就是陆军情报学校[1]校长（）朴正熙。

他问道：“上学的时候都参加过什么活动？”

“进行过演讲。”

“有没有获奖？”

“庆北知事曹在千（）给我颁过奖。”

“是吗？你试试吧。”

我进行了2-3分钟的演讲，然后朴大领说“好了”。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在10年后发动革命并成为总统，领导这个国家长达18年，而且我的人生也会与他交织在一起。

陆军作战教育局长（）李龙文（）准将和副局长朴正熙大领，随后朴正熙转任陆军情报学校校长

1951年10月31日，正规四年制的陆军士官学校在镇海开学，但举行建校纪念仪式是在1952年1月20日。总统李承晚、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以及韩国国军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等都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李总统说：“想到自己已经80岁了，还能够出席这样一个光荣的仪式，那种高兴是无以言表的。”据悉，李总统在离开仪式现场时曾表示“现在放心了”！

在8比1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学生共有200人，被编成两个中队。学号1-100的被编为1中队，其余编为2中队。我的学号是106号，和我都在2中队的还有全斗焕、卢泰愚等。郑镐溶在1中队。因为我是高中2年级参加考试入校的，因此比同期生小两三岁。

1955年10月，我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任命为陆军少尉。虽然被“四年制正规陆军士官学校”的说法吸引而报考，但没想到自己真的在军校接受了4年的教育，当时觉得可能会随时被投入前线。11期入校的学生共有200人，最终被任命的有156人。目前健在还有90多人。

我被分派到第2师团第26联队7中队，担任第1小队小队长。当时军队里corruption横行，气氛也不太自由，让人说不出话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怀着“正规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的自豪感，努力在军内营造清新的氛围。

“一心会”诞生

在“5·16”事件之前，我曾在釜山军需基地司令部下属的兵器基地司令部担任监察军官，后被调往庆北永川。当时我偶然遇到了时任第2野战军副司令官的朴正熙少将。我告诉他我要去永川，他却说：“去那里干什么？去第6军的管区吧。”

在汉城永登浦的第6军的管区司令部工作了一段事件后，我又接到了去地方工作的命令，但不久就发生了“5·16”事件。此后，我历任京畿道知事朴昌源（，陆士5期）将军的辅佐官、中央情报部监察课长、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等职。

“5·16”military政权末期（1963年），所谓“四大疑惑事件”（、、、）浮出水面。这是金钟泌（JP）中央情报部犯下的权力型corruption案件。不仅是国民，就连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批判性舆论。为此，我同全斗焕、卢泰愚、孙永吉（）等一起拜访了时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的朴正熙大将，向他转达了批判性舆论。朴正熙议长说：“你们做点什么吧。”他可能认为JP不行，希望在军队内部形成帮助自己的势力，所以出现了“一心会”。其中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只是想增加朴正熙议长的力量。

缴获一个师的装备担任猛虎部队大队长时期，参加了越南战争，获得了乙支武功勋章。

1969年，我作为“猛虎部队”的大队长去了越南。司令官蔡命新离任后，接替者是李世镐（）将军。

1969年11月，部队以“建军纪念作战”为名，包围了据推测有敌人的区域，展开了以师团为单位为期一周的大规模作战。但我们师团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官兵士气低落。我们作战区域外的地区被美国空军轰炸了一个星期，那里没有什么动静。但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进去看看。

于是我对陆士同期的师团作战参谋说：“我要率部进入美军轰炸的地区。”

他与美军联系后说：“美军不去。据说那里是越盟师团司令部所在地。”

听到这句话，我更想进去：“美军已经轰炸了一周，敌军还怎么坚持？恐怕已经溃灭了。我要进去看看。”

美军方面表示：“如果做好了面对危险的心理准备，就进去吧。”

我率领朴敏植（，音）上尉指挥的一个中队乘坐直升机进入了据说有越盟师团司令部的敌方地域。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生交火，局势依然平静。

我问朴大尉：“没有异常吗？”

他说：“没有异常。”

我说：“仔细搜索看看。”

在敌军师团司令部中我们发现了包括各种重型武器在内的1个师团的装备和能吃1年的粮食等。敌军都逃走了，只俘获了1名负伤士兵。我命令一个工兵连修筑直升机着陆场，然后用了一周的时间运送战利品。获得这一巨大战果，不放一枪也没有一名死伤者，事实上就是白给的。包括南越总统阮文哲在内，南越军队、美军和韩军要员们都前来观看战利品。因为这件事，我被授予了乙支武功勋章（）。大队长获得相当于武功勋章中第二等级的乙支武功勋章并不是常见的事情。

1970年回国后，我接替全斗焕大领成为了陆军参谋总长徐钟喆（）大将的首席副官。之后又担任了陆军本部人事运营监室（）的大领任职课长（）。这个职位一般由资深大领担任，由刚晋升为大领的人补任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尹必镛事件”

1972年我到第26师团第76联队任联队长。大概在担任联队长1年左右的时候吧，我突然被保安司令部带走拘留了，据说是同“尹必镛事件”有牵连。当时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的尹必镛（，陆士8期）少将是朴正熙总统的亲信之一，在朴正熙总统担任第5师团长时，与作为军需参谋的尹必镛结下了不解之缘。尹必镛将军此后历任最高会议议长秘书室长、防谍部队长、“猛虎部队”师团长等职，1970年成为首都警备司令官。

当时的首都警备司令部与中央情报部、青瓦台警卫室和保安司令部一起被认为是“权府（）”。尹将军作为“军部实权人物”，有传闻称连合同参谋本部议长都会向他拜年。位于汉城笔洞的首都警备司令部也被称为“笔洞陆军本部”。

1972年10月，尹必镛将军对时任中央情报部长的李厚洛说：“朴正熙总统已经年老了，应该在更老之前培养接班人。”获知此事的朴正熙总统大怒，指示陆军保安司令官姜昌成进行调查，与尹必镛将军关系密切的军官们也陆续被抓进去。包括时任首警司参谋长的孙永吉准将。

对我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尹必镛将军是位优秀的军人，因此非常尊敬他。我曾担任过保安司情报处长，尹必镛将军担任“猛虎部队”师团长时，我是他麾下的大队长，因此可能把我看成是他的人脉。虽然我和他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并没有和他一起图谋什么事情。老实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原因，现在也不知道。

1973年4月，召开了陆军普通军法会议，我的罪名是“违反命令”。我违反了什么命令？只是为了抓人而捏造的罪名。在一审中，我被判法定最高刑2年有期徒刑。在高等军法会议的二审中，被减为缓期执行。最终大法院以无罪为宗旨，驳回了高等军法会议的判决。尽管被判无罪，我还是脱下了我深爱的军装。孙永吉准将在2011年的重审中被判无罪。

李秉喆会长的预言

我离开军队后，联合钢铁会长权哲铉（）给我提供了顾问一职。我和权会长虽然是同宗，但辈分并不算太近。

1977年，联合钢铁的经营权移交给国际集团（）。正在家里休息时，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健熙（）联系了我。

和他见面时，他问：“能来三星工作吗？”

“我考虑一下。”

一个星期后，我联系他说：“我要去三星。”

当时，在三星等大企业，预备役上校一般担任部长，但李副会长却把我任命为常务（）。大概是到三星上班3天左右的时候，李健熙副会长让我去向李秉喆（）会长问好。

李会长看到我的脸，马上说道：“他在我们公司呆不了太久……”

刚上班想干点活儿，听到那种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是李秉喆会长接着说：“他不是长时间待在三星的人，而是要为国家做大事的人……”

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3年后我离开三星投身政治，李秉喆会长是提前预测到了这一点吗？

李秉哲和李健熙

三星总部会长室旁边有会长专用餐厅。通常管理人员被叫到那里后，就不得不辞职。因此，管理人员认为如果被叫到会长专用餐厅，那就是“死亡之日”。我虽然是新职员，却经常被李会长叫去。

有一天，李会长这样说道：“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集团的会长竟然“拜托”一个新上任的常务，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会长居然拜托我……您有什么事要拜托我？”

“三星有200多名高管，但我特别想拜托你做一件事。能帮我办一下吗？”

“请说说看。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去做。”

李会长说：“你应该负责照相机的。”

“照相机？”

“汽车工业只要有十分之一毫米的精密加工技术就可以做，现在我们国家能做到那种程度。制造相机需要百分之一毫米的技术，而制造半导体需要千分之一毫米的技术。现在我国无法制造照相机。因此，韩国现在生产出半导体（当时三星投资半导体并开始推出初期产品）后，即使想出售，外国人也会认为‘连相机都做不了的韩国怎么能生产半导体’。所以你负责做照相机吧。”

“我对照相机一无所知。我怎么开始呢？”

“我不是让你用相机赚钱。也就是说，为了挽救半导体，首先要制造照相机，让韩国百分之一毫米水平的精密加工技术得到认可。这不是几个技术人员就能做到的。你一定会做好的。”

三星美能达照相机的诞生

“我应该对机器有所了解。但我对机器完全不了解，怎么办？”

“稍微懂点技术的人反而因为这个而做不到。不懂技术的你是最佳人选。”

会长那么恳求，我不能拒绝。我说“我会试试的”，并负责了这个工作。

当时，日本东京有6家相机公司。我逐一拜访了这些公司并邀请他们进行技术合作。但他们都开出了天价，即使做100年生意也赚不回这些本钱。

我心想：只有东京有相机工厂吗？后来找到了大阪的美能达（Minolta）株式会社。我给主管打了电话：“我是来买相机的，能不能见个面？”

当时美能达有两种机型的相机，我提议各购买10万台和5万台。美能达的常务非常开心。

我对他说道：“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相机是韩国禁止进口的物品。不能带入成品。”

“那该怎么办？”

“只能进口半成品，我们以组装的方式生产。我们还须要技术指导和检查，看你们做得对不对。”

因此，位于昌原（）的三星精密工厂开始生产相机。日本派来了课长级的职员进行技术指导。他还带了设计图，但放在007手提箱里，不给我们看。如果处理不好，就只能生产，得不到技术装让。为了得到设计图，我使用了各种方法。最终复制了设计图。

到了生产相机配件的阶段。后来才知道，国内已经有生产相机零件并向美能达供货的公司。相反，如果韩国不提供零部件，日本工厂反而要关门。

我们追问美能达的相关人士：“你们在韩国制造零件，只进行组装和销售，这像话吗？”

美能达公司相关人士矢口否认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国不出口零部件，你们的工厂会怎么样？只要有零件，现在我们也可以生产相机了。”

然后我提出了妥协方案。以供应日本美能达的价格，我们也从国内零部件企业那里购买零件，并使用美能达品牌进行生产。因此，我们一下子将相机的国产化率提升到了70%。“三星美能达”照相机就这样诞生了，这是韩国企业生产的第一台照相机。

但是日本方面却非常自信的认为：“即使韩国做完了其他东西，也做不了镜头。我们卖镜头就行了。”

后来我们仔细察看相机镜头，发现制作镜头的公司名字用小字写在上面。我们找到那家公司并买来机器，安装在昌原工厂。我们对自信韩国不会制造镜头的日本人说：“别这么说了，我们也可以做。”他们在参观昌原工厂时，看到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的镜片生产机器时，不禁瞠目结舌。

今天，三星制造的智能手机正在称霸世界市场。智能手机将配备高性能的数码相机。在奠定这一基础方面，我也有贡献的自豪感。

濑岛龙三访韩

在我去昌原的3年里，留在军队的全斗焕将军历任警卫室作战次长助理、第1师团长，之后成为了国军保安司令官。卢泰愚将军也担任过警卫室作战次长助理，后来担任了第9师团长。但是我几乎没有和同期生接触，他们和我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1979年，继“10·26”事件之后，又发生了“12·12”事件，外媒称“全斗焕将军是韩国的实权者”。

1980年，韩国出台了扩大“5·16”紧急戒严的措施，接着发生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设立国家保卫紧急对策委员会，政局急转直下。进入权力核心的朋友们劝我“你也进入政府工作吧”。

之后，我以三星精密专务（昌原工厂厂长）的身份离开三星，成为次官级无任所长官助理和无任所长官。并暗中支持了民主正义党（民正党）的创党工作。

这时，李秉喆会长联系了我：“日本伊藤忠商事会长濑岛龙三和东急集团会长五岛升将访问韩国，能否让他们见见全斗焕将军？”

前伊藤忠商事会长濑岛龙三

濑岛龙三是日本大本营参谋出身，是小说《不毛地带》的原型。当时，他对不久之后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等日本政界人士起到了导师的作用。日本政府派他到韩国，是为了了解新上台的全斗焕政权的性质。我把李秉喆会长的意思传达给了全斗焕将军。当年6月访韩的濑岛龙三会见了全斗焕、卢泰愚将军。

我还带濑岛龙三会长一行看了3号地道。濑岛会长进入地道后拿出了指南针。他把镐头留下的痕迹和指南针的方向进行对照后，表示“这确实是DPRK挖的”。

我成为国会议员后，又见到了濑岛。

他说：“会见全斗焕总统时，我曾劝他申办奥运会。”

我问：“名古屋也想申办奥运会，你却韩国申办奥运会，这样在日本不会挨骂吗？”

“虽然也有人这样说，但我认为1988年奥运会在韩国举办是有利的。日本曾举办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2年札幌冬奥会。才举办过奥运会没过多久，如果日本再次提出要举办奥运会，恐怕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与濑岛会长一起访韩的后藤会长是日本体育界的巨头，听说汉城在举办奥运会问题上与名古屋展开竞争后，曾处于尴尬的立场。他原本是名古屋奥运会的申办委员，但他后来和濑岛会长一起支持汉城奥运会的举办。

金海机场秘密交涉

1981年成为国会议员访问日本时，行政官理厅长官中曾根康弘联系我见面。我询问了濑岛会长的意见，他说：“见见吧。”

中曾根在会见我时说：“历届日本首相在就任后，都选择美国作为第一个访问国。如果我成为总理，首先想访问韩国。韩国会欢迎吗？”

我说：“当然欢迎。”

事实上，中曾根康弘是自由民主党内少数派的领导，当时出任首相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他并没有向外交部或全斗焕总统转达访韩的意愿。但一年后的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真成为了日本首相。接着，他通过濑岛会长传达了访韩的意向，接着我会见了韩国外务部长官卢信永（）并转达了他的意愿。韩国政府也表示欢迎。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上任后选择韩国作为首个访问的国家

当时两国间最大的悬案是提供经济合作资金的问题。全斗焕政权上台后不久，提出了“韩国正在发挥gc主义防波堤的作用，日本在安保上却无票乘车，希望日本为韩国经济做出贡献”的论调，要求日本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资金。此后，两国就金额和构成展开了拉锯战。在此过程中，我与濑岛会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2年12月8日，我在釜山金海机场贵宾室见到了濑岛会长。当时我担任民正党事务总长，一举一动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汉城无法会见濑岛会长，因此以“乡下有事要下去”为借口去了釜山。当时已就经济合作规模为40亿美元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接下来的争议焦点是政府开发援助（ODA）和进出口银行的商品贷款规模分别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试图增加ODA规模，日本则试图增加进出口银行贷款。

在讨论结束后，我对濑岛会长这样说：“说实话，经济合作资金要求是我们单方面的要求，日本没有义务对此做出回应，一分钱不给也行。只是历史会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们作为政治家做了什么。”之后两国进行了进一步交涉，最终达成了经济合作资金问题。

1983年1月11日，中曾根康弘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与全斗焕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

濑岛会长很喜欢我。有一次我问了他理由，他这样回答：“我很喜欢你。你与我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你可能会要求拜托我做一些事情，但你从来没有为你的公司做过任何事情。我想你是个除了爱国心以外没有其它想法的人，所以喜欢你。”

这是过誉。我至今也没有忘记濑岛会长和后藤会长给予的厚意，并对此表示感谢。

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之父，日本外务大臣（外相）安倍晋太郎一起。外相是一位了解韩国并试图改善两国关系的人。

成为民正党事务总长

在1981年3月26日举行的第11届国会议员总选中，我在庆南的居昌-山清-咸阳选区参选并当选。既然担任无任所长官助理并担任公职，那么在第5共和国成立的同时从政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1982年5月，发生了“李哲熙-张玲子事件”，给当时以“构建正义社会”为口号的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受此影响，5月20日民正党进行了党职改编，权正达（）事务总长辞职，我接替其成为下任事务总长。《朝鲜日报》评价我是“耿直的原则主义者”，并评价称：“据悉，在任何场合都敢于直言并具有‘相当’的领导气质的他，面临将如何解决治愈受伤的党和刷新作为改革主导势力的民正党面貌的双重课题，备受关注。”

据说，推荐我担任事务总长的是时任民正党代表的李载滢（）。虽然我和他不是特别亲近，但他好像看上了我。据说，当党总裁全斗焕向李代表询问“谁更适合担任接任事务总长”时，李代表推荐说“希望权翊铉议员当选”，全前总统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金泳三的绝食

1983年5月18日是“5·18”光州民主化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前新韩民主党总裁金泳三（YS）进行了要求民主化的绝食斗争。当时媒体虽然没有直接报道此事，但他的绝食仍很快成为了政局焦点。我去了他住的汉城大学医院，当时是他绝食的第19天。

绝食中的金泳三

我直截了当地问：“从事民主化运动的人真的想因绝食而死去吗？”

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是！”

“已经绝食19天了，再这样下去就死定了！医生再不救治就要死了。你真的想死吗？”

“我为什么要死？”

我说：“不已经尽力而为了吗？现在请好好的吧。”

也许是因为我的劝说，YS在4天后放弃了绝食。

不久后，传来了YS要出版一本书的消息。从书稿来看，是“赤色书籍”。我和YS方面联系见面，在黄珞周（）前议员家中见到了他。

我问：“这本书是总裁写的吗？”

“有个大学生来找我，说要借我的名字写书，我同意了。”

“看到书的内容了吗？”

“没有，我没看。”

“这本书出版后，总裁先生就会变成‘赤色分子’。那还好吗？”

最后YS承诺不会出版那本书。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YS最后还是对我很好。

“在厨房工作的话 盘子也会打碎”

1984年6月，民正党代表丁来赫（）非法敛财的举报信传到了媒体。举报人是与丁代表同为全南出身、在军队时就是竞争关系的文亨泰（）前议员。文前议员在我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担任小队长时担任师团长。结果丁代表辞去了党代表职务，我成了代表。

担任党代表时的权翊铉与全斗焕握手

1985年第12届国会选举即将来临。民心正在动摇，我们也不懂这样的民心。 我想正常进行就可以了。在我的选区，金泳三的左膀右臂金东英（）原计划参加竞选。我赞成解除他的政治限制。

总选在即，卢泰愚长官的参选成为关注焦点。当时对于他是在汉城西大门选区参选，或者是在大邱的选区参选，还是以全国区（比例代表）参选，出现了很多意见。卢泰愚来找我说：“全斗焕总统要求‘和权代表讨论’。”他自己也没有决定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于是我说“按你的意愿选择吧”。他最终选择了全国区。

第12届总选游说开始了。解除了政治限制的金东英候选人严厉地攻击了全斗焕政权的错误。我这样回敬他：“在厨房工作的人在工作时会打碎盘子，发出嘈杂的声音。在屋里不干活躺着的小姑子不会打碎盘子。即便如此，政府也不能那么无所事事地撒手不管吧？”

我的话音刚落，听众就开始鼓掌。当时一个选区可以选出2名候选人，我们两人同时当选。金东英议员在游说现场虽然猛烈攻击了政权，但是品性很好。我们两夫妇间相处得也很融洽。

“总统有和国民斗争的事吗？”

在1985年的“2·12”国会选举中，金泳三和金大中支持的新韩民主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民正党的议席数虽然仅从原来的90席减少了3席，但曾是第一在野党的民主韩国党（民韩党）从原来的57席减少为26席。相反，新民党获得了48席。民正党的内外舆论一致认为，选举结果应视为国民对第五共和国的审判。

当年的2月23日，全斗焕总统进行了党职改编，任命卢泰愚议员为党代表，我退任为常任顾问。

在此前的2月18日，全斗焕总统任命安全企划部部长卢信永为国务总理，进行了全面内阁改组，更换了13名长官级官员。在改组内阁之前，我见了全斗焕总统。全前总统表示，将让在汉城江南地区参加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却落选的李台燮（）入阁。

我立即表示了反对：“阁下，那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

“总统有必要和国民斗争吗？无论如何，这次李台燮议员落选有他的理由。如果让在此次选举中落选的人担任长官，总统似乎是在拿国民出气。”

“我已经表示过要让李议员入阁。”

“那就取消。这对李议员也是好的。一年之后，再找机会任命他当长官不就可以了吗？”

全斗焕总统表示同意。

第二天，李台燮议员来找我：“权代表，这次我要入阁了。”

“我也听说了。但我告诉总统，这次不能让李议员入阁。”李议员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仔仔细细地继续解释，“我告诉总统，要想让李议员入阁，要过大约一年后再做。如果这次李议员入阁，国民会反对。一年后入阁对李议员也好。如果这次成为长官，李议员就再也不能当选国会议员了。”

一年半后，全斗焕总统进行了内阁改组。在改组内阁之前，我给全斗焕总统打了电话：“阁下，您还记得李台燮前议员吧？”

全总统还记得一年半前的事情：“我记着呢。”

全斗焕总统任命前议员李台燮为科学技术处长官。此后，李前议员在第13届国会总选中东山再起，又两次当选国会议员。

人们通常认为全斗焕总统是不听他人意见的固执的人，但这是错误的，他是一个懂得如何纠正错误的人。

卢泰愚被选为接班人

全斗焕总统在1981年根据第5共和国宪法就任总统后，曾多次表示只要结束7年单任就会离职。但是，过去历届总统都通过amendment谋求long-term执政，因此很多国民并不相信这一承诺。甚至在野党人士也……

某一天，全总统这样对我说：“权代表，在野党重要人物某某议员来过，他跟我说不能以单任的形式离职。呵呵。”但是要实践单任是全斗焕总统坚定的信念。

1987年3月25日，全斗焕总统邀请民正党主要负责人在青瓦台常春斋（）共进晚餐，身为党顾问的我也参加了。全前总统在席间表示：“我会给你所有的权力，让卢泰愚代表自己看着办吧。”似乎将卢代表提名为接班人。

6月2日，邀请民正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党所属国会议长团到常春斋，全总统正式指定卢泰愚代表为党的总统候选人。此前，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人被提名为全斗焕总统的接班人，但我认为，全斗焕早早就将卢泰愚代表指定为接班人。

6月10日，为选举卢泰愚代表为总统候选人召开了民正党全党大会。包括汉城在内的全国主要城市都被催泪瓦斯覆盖，谴责朴钟哲之死和要求直选制amendment的示威仍在继续。我认为，接受直选制amendment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金泳三和金大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候选人单一化，卢泰愚候选人最终会渔翁得利。

似乎要走向崩溃的政局，随着卢泰愚代表发表“6·29”宣言一举发生了逆转。现在剩下的是直选制amendment。

1987年8月，在民正党amendment案讨论议员总会上，权翊铉与卢泰愚代表交谈。

八人政治会谈

朝野于7月30日成立了“八人政治会谈（8 ）”，开始讨论amendment案。在民正党中，有我、尹吉重（）、崔永喆（）、李汉东（）议员；统一民主党中有金东英、朴容万（）、李重载（）和李龙熙（）议员。

虽然确定了直选制amendment的大原则，但朝野的意见却出现了分歧。民正党主张总统6年单任，在野党统一民主党主张总统4年单任。民正党之所以主张总统单任，是认为连任容易引发long-term执政的欲望。“八人会谈”在开始活动一个月后的8月30日，朝野就amendment案的主要争论点达成了协议。根据朝野协议amendment在韩国宪政史上尚属首次。为了协议amendment，政界做出了牺牲国会议员1年任期的决断。协议amendment是我政治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此后，随着和平政权交替的经验的积累，韩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制定的宪法会延续28年。

代表民正党的权翊铉（议员左）和代表统一民主党的李重载议员正在签署amendment协议文件

当时，几乎没有国民考虑修改为内阁责任制。最重要的是，内阁责任制的第二共和国的失败阴影太大了。当时还在执政的民主党分成新派和旧派，矛盾不断，最终分道扬镳。由于第二共和国的失败，内阁责任制在我国宣告灭亡。最近再次出现了主张amendmen，特别是内阁责任制amendment的言论。但现在韩国的政党是否克服了第二共和国时存在的问题？新政治民主联合分为“亲卢”和“反卢”，新国家党则分为“亲朴”和“非朴”。[2]说实话，现在这种政党政治能否实行内阁责任制还存在疑问。

落选后东山再起

在1987年大选中，YS和DJ分裂，卢泰愚候选人当选。

1988年4月，第13届总选公荐前夕，我感觉气氛异常。在会见卢泰愚总统时，我这样说道：“不要因为我而有负担。我当国会议员也好，当不上也好。如果阁下对当总统有负担，我随时都会辞职的。”

卢泰愚总统提了两位亲信的名字，并说：“能不能和他们好好相处？”

我回答说：“我与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疏远的事情。”

最终，从对5共清算的角度出发，我在第13届公推中落选。回想起来，卢泰愚总统虽然与我关系很近，可能是因为亲信们才对我产生了错误的想法。

此后，我休息了4年，在1992年第15届国会选举中回到民主自由党全国区议政团。1996年第16届总选时，在庆南的山清-咸阳选区参选并当选，这是8年之后重新通过选举获得国会议员的徽章。

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大事。1992年YS当选总统，1995年全斗焕、卢泰愚前总统以corruption、军事rebellion罪和civil strife罪的嫌疑站在了法庭上。身为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生，看到他们穿着囚衣站在法庭上的样子，我的心情非常复杂。1997年金大中当选为总统，我参加的大国家党成了在野党。

我努力忠于一个国会议员的责任。在全斗焕总统时期首次建议的大田-晋州之间的高速公路竣工，以及我主导成立的国会内的佛教徒团体“正觉会（）”站稳脚跟，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退出政坛

2000年1月6日，我因脑出血病倒。前一天，我还到选区进行演讲，生活和平时一样。6日晚，我在议员会馆下棋时，不知怎么感觉不太好。我对助理说：“快叫郑义和（）议员。”

医生出身的郑议员当时是初选议员，我和他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大约一周前，他曾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谈过话。我问他“专业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撬骨头的”。

“什么意思？”

“说的是脑手术。”

“做脑手术生存率如何？”

“最近技术很好，生存率很高。”

后来才知道，他是继天主教医学院教授崔昌洛（）之后，在韩国进行脑手术最多的医生。

我开玩笑说：“你选错了路。政治就该让我这样没有任何技术的人来做。”

“我赚了很多钱。现在想尝试政治。”

也许让辅佐官叫郑议员来是因为想起了当时的对话。当时郑议员正好在议员会馆，接到通知后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郑议员看过病情后，拨打了119叫救护车，把我送到了汝矣岛圣母医院。崔昌洛博士原本在鹭梁津工作，接到通知后赶了过来。在圣母医院有一台引进不到两个月的MRI机器。拍了MRI后，发现脑子里已经在流血了，随即开始了手术。像我一样早早地掌握脑出血症状并进行手术是非常幸运的情况。

脑部手术虽然成功结束，我却患上了失忆症。能想起旧日的记忆，却想不起近日的事情。向医生询问后，医生说：“掌管记忆力的脑神经好像受伤了。”

第16届国会选举正在临近，但我觉得现在到了该结束政治生涯的时候了。就这样，我退出了政坛。手术后6个月左右，记忆逐渐开始恢复。

回想起来，我活了80岁，渡过了很多难关。在搞政治的过程中，没有受到选区居民和国民的指责，这真是令人感激。

[1]1949年5月20日在水色创立，首任校长白善烨

[2]两党的名字均为2015年时的名字，新政治民主联合即为现在的共同民主党（文在寅所在的政党），新国家党的继承政党是现在的国民力量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