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文章当中，笔者曾经探讨过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延及思想的问题。在剧本创作中，故事核、故事大纲等往往会被纳入思想的范畴。相较于具体的剧本而言，它们更为抽象。因此在实践当中，人们常说的所谓“剽窃”想法亦或是“抄袭”故事核，往往难以被认定为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抄袭和剽窃。此种剽窃或许在道德上可以被谴责，但上升到法律的责任层面，则仍应当严格依据证据事实去展开论证。

某种程度上而言，权利人虽然可以控诉所谓的侵权行为人存在剽窃行为，但由于思想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此即便权利人能够证实行为人的确接触过其故事核，也无法证明行为人后续开展的创作一定是基于该故事核内容展开的。比如说同样是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甲方希望在抗美援朝一百周年之际创作这样一部电影，围绕英雄人物邱少云或者黄继光展开，那么此时其他人同样也可以基于此展开创作。因为此类题材属于公知素材，系创意想法，仍然属于思想的范畴，尚不构成具体的表达。

通常情形下，就抄袭剧本故事核主张侵犯著作权往往难以得到司法审判的支持。那么，此时是否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对方存在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进行维权呢？

本文认为，在主张故事核侵犯著作权不能得到司法裁判支持的情形下，以对方存在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讼，通常亦较难得到支持。

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宗明义以“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为立法目的”，而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系保护创作、鼓励创新。因此从立法目的上而言，两部法律均有各自的宗旨和独立的功能。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设立之初，其旨在填补知识产权立法的空白，具备一定的兜底性质，从立法沿革的角度出发，反法相对于著作权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应当保留适度的谦抑性。因此，在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形下，应优先适用著作权法。但随着商业模式的发展，竞争形式的多样，反法的竞争法功能也在不断强化。在著作权法不保护的范围之内，反法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这个程度该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并非限制所有竞争，因此竞争是否合理是重要参考因素，这主要看该竞争行为是否侵犯了应当受到反法保护的独立价值以及是否符合不正当竞争的侵权构成要件。

其次，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之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结合前文所述，适用该条款的条件应当为，第一，该竞争行为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第二，该竞争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在合法权益的层面，权利人多会主张自己存在可保护的利益损失，亦即为该项目所做的前期工作和资金投入等，但该预期工作和资金投入往往是在项目前期，此时剧本尚处于孵化阶段，权利人难以证明此时该项目策划方案或者是初期的故事核产生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品或服务。同时，权利人所称利益损失在所谓的著作权侵权难以成立的前提之下，难以得出行为人的“竞争”行为将会对权利人的利益产生必然影响的结论。

从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的层面来看，在故事核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抄袭”行为往往只能是原告方的一面之词，若此时以反法对该行为加以规制，难免会造成同一个创作行为在著作权法领域不属侵权，但在反法上却被归结于侵权的矛盾局面。简言之，著作权法之所以将思想不纳入保护的范畴，其本质即在于思想是属于公共领域内的，不能排除任何人有接触公共领域内容的可能。因此，在相应的行为人接触过相关内容之后，我们无法在行为人基于该内容创作出的作品，系抄袭此内容创意之间建立起独立的因果关系。在著作权法领域无法得出此种因果，在反法领域亦然。因此，对于控诉侵权的权利人而言，其要证明对方存在违背诚信和商业道德的难度较大。当然，若在控诉的“抄袭”行为之外还存在其他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则应当结合具体情形分析。

从一般人的朴素观念出发，对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之规定从情理上或许难以认同，但从鼓励文化事业发展的长远角度看，法律的确不宜对创作行为产生过多干涉。对于剧本的著作权人来说，在正式将作品发表之前，应当尽量降低作品被他人接触的可能。即便在寻找资方合作的过程中，也应当做好相应的证据保留工作，做到有迹可循，如此而后，方能在真正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时，有足够的基础证据作为维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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