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我自己取的，文章是爱喝稀粥大佬授权叫我发的。文章有点长，不过干货还是挺多的。本文配合五学本篇风味更佳。

*本文是对朴俊炳的采访，讲的是朴俊炳的生平。爱喝稀粥大佬翻、注（大佬的注解是真的详细），本人（梓儿酱）校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护体）

朴俊炳

前民主正义党事务总长朴俊炳（）于2016年6月3日上午因病去世（83岁）。朴俊炳1933年6月出生于忠北沃川，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2届毕业生。在全斗焕时期曾担任保安司令官，晋升陆军大将军衔后被编入预备役，先后三次当选国会议员。朴俊炳是“新军部（）”的核心人物。金泳三时期，因参与新军部的军事苦跌塔而被起诉，但大法院因证据不足而宣判其无罪。

军人之路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公务员或学者。在即将升入初中之际，爷爷劝我进入师范学校，但我以“想成为大学教授”为由，进入了大田中学。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辈子的朋友郑相文（，陆士12期）。因为他长相很干净，所以一见如故。和李贤德（，音）的关系也相处得很近。有一天，我们三个人爬上了学校后面的宝文山（）。我们漫步在草地上，谈论着未来。

郑相文首先说道：“我会一直等下去的。”

李贤德说：“人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要凑合着过日子。”

轮到我了，我不由得这样说：“我要压迫着生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但是现在回顾我的生活，我想我是不是像当时说的那样生活了。

进入陆士

1950年爆发了“6·25”战争。在庆南密阳避难的我于当年9月15日（当天是仁川登陆作战成功的日子，但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自愿成为了第3陆军医院的卫生兵，当时我17岁。

同年11月，我被调到了陆军本部直属的义务护送大队。此后，我在前后方的医院里经历了1年半的战争。虽然没有直接拿起gun和敌人战斗，但无数次看到四肢被砍断的士兵和病死的平民尸体，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惨状。

1952年春，我去了大邱的陆军本部，看到了“正规陆士”第2期生（即陆士第12期）的招募公告。在听到接受4年教育后可以获得理学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少尉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担任卫生兵期间与高中同学合影的朴俊炳

为了参加军校考试，必须要有高中毕业证。我回到了大田高中，但是以前的班主任说不能给毕业证，只给发高中二年级的结业证。没有参军的朋友们都充满了考大学的梦想，没想到自愿入伍会拖我的后腿。幸好大队长白昌基中领（，音）给我写了推荐信，他写完“承认朴准炳兵长（）具有高中毕业资格”的文件后还盖了官印。严格说来，这法律上不可以代表毕业证，但却是有用的。

我在1952年3月通过陆军士官学校入学，同年7月进入了位于镇海的陆军士官学校。我入校时，校长是安椿生准将（，陆士8期）。1951年创建4年制正规陆军士官学校时，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李钟赞将军为了树立军队的正统性，将安重根（）义士的第6个弟弟安椿生将军任命为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虽然所有的东西都不够用，但有机会重新学习的我还是努力学习。得益于此，我在毕业时获得了授予军事学成绩最好的学生的智赏（）。

“5·16”苦跌塔

我在1956年6月从陆士毕业，并任命为陆军少尉，在江原道华川北方的第9师团担任了一年的小队长。1957年6月，我晋升为中尉，转任陆军士官学校，当时的校长是李翰林（）将军。

在转入申报会上，李翰林将军介绍了新成立的委托教育制度。为了培养人才，人文系和理工系学生将分别给予汉城大学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学习的机会。

逢此机遇，我进入了汉城大学史学系。在这里，我曾师从李丙焘（）、金庠基（）、全海宗（）、高柄翊（）、闵锡泓（）、韩劤（）等知名教授学习过历史。结束2年的委托教育后，我回到陆军士官学校作为专任讲师，向第20期学生讲授了国史。

1960年10月，李承晚（）政权因“4·19”革命被推翻。张勉（）上台后，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李翰林荣升为第1野战军司令。

1961年4月，李将军提拔我为专属副官。

张勉总理（左）与李翰林

在我就任李翰林司令官的副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发生了“5·16”苦跌塔。李翰林司令官从固守军队政治中立的观点出发，反对军事苦跌塔，并命令林富泽少将（）的第1军团做好出动准备。

但是，有权下达弹压命令的张勉总理一直处于潜逃状态。总统尹潽善派秘书官到前方指挥官那里，说服他们“避免军队之间发生冲突流血”。最终，李翰林中将转向“默认苦跌塔”。

但是，“5·16”主体势力似乎不能满足于此。在5月18日早晨6点，一个小队的兵力包围了司令官公馆。在作战处工作的严秉吉中领（）等3、4名领级军官进入内室，房间里响起了高声。

早上7点左右，李翰林将军叫我：“我要去汉城，让吉普车待命。”

吉普车停在公馆大门口后不久，李翰林将军被严秉吉中领等人包围着走了出来。在登上吉普车之前，严中领要求李翰林将军放下gun。

瞬间，李翰林将军大喝一声：“即使是降将，将军也可以保留武器。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敢要我的gun？”

严中领等人也没有退缩。旁边的军需参谋朴元根准将（）说服了李翰林将军，将gun子弹取出后，把空gun还给了李将军。之后严秉吉中领把住了方向盘。

我刚要坐后面的座位，李翰林将军就挽留了我：“你不必跟着我，留在这儿。”

“我也要一起去。”

李将军提高了嗓门：“我在去送死去的路上！你跟着干什么？留下来！”

“我是司令官的专属副官。不管前面是哪里，我都要去。”

我趁将军没再说什么，赶紧坐上了吉普车的后座。

李翰林将军和我在当天中午先被带到德寿宫（），当晚又被转移到了汉城中区笔洞的宪兵队。3天后，我又被移送到了麻浦劳教所。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月的囚禁生活，也没有被叫去接受调查，所以时间过得很无聊，但一想起李翰林将军就心潮澎湃。

据说，李翰林将军在因反gm被关押期间，只要有机会，就会在托关系为我求情。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不知有多感谢李翰林将军。李将军后来在朴正熙政权担任过建设部长官、驻土耳其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等。2012年4月29日，李翰林将军去世，享年91岁。李将军的儿子说：“晚年父亲虽然记不清其他人的名字，但却清楚地记得朴将军的名字。”

在军队的发展

1961年6月15日，作为“5·16”为主体而担任革命检察部长的朴昌岩大领（，军事英语学校1期）见了我。李翰林将军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时期，他曾是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副队长，因此与我相识。他对我说：“受苦了。你并不是因为有问题才拘留的……你可以在革命检察部门工作，想回到原单位也行。”我选择了回到原部队，幸好周围的人都认为我在苦跌塔的紧急状况下所采取的态度很好。

6月末，我被调到崔周钟少将（）任师团长的第8师团任中队长。崔将军在李翰林将军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时曾担任学生队长，也是“5·16”的主体之一。

一个月后左右的某一天，崔将军突然访问了我们中队。崔将军与士兵们一一握手，并在中队长室进行了短暂的交谈。离开之前，崔将军没有上吉普车，而是拉着我的手说：“这是我的错。”接着大声说：“朴大尉，好好干！不管是谁，如果不服从朴大尉的命令，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当时包括联队长、大队长在内的多名将校都在场。这似乎是因为我服侍李翰林将军而被关押，所以担心我受到不利影响。崔将军之后也经常来鼓励我。

1961年年末，我担任了少领级核心职务——联队作战科长。这真是破格提拔，也是崔将军的关怀。

这时，我获得了作为军人的自信。说实话，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并没有对军人的性格有自觉或使命意识。通过高中同学郑相文的介绍认识了《韩国日报》社长张基荣（），他向我承诺，只要义务服役满5年，就可以在报社工作并送我去美国留学。我曾经对这个承诺很感兴趣。然而，在成功担任中队长和联队作战科长的职务后，我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

我在1964年晋升为少领，第二年（1965年）在美国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特种战学校进修了6个月的非正规战课程。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扩大，因此心理战等非正规战备受关注。

布拉格堡里还有从巴西、菲律宾、泰国等国过来留学的军官，这些在当时都是比我们富裕的国家。他们问“韩国是哪个国家”、“战争创伤愈合了吗”、“韩国是个贫穷的国家，你的工资是多少”。与现在相比，我不得不感到恍如隔世。

1966年12月，我作为驻越韩国军队司令部民事心理处（）工作人员被派遣到越南。看好我的司令官蔡命新中将（）在第二年（1967年）7月任命我为民事心理战队长。

我在司令部定期周会议上做了题为《驻越韩国军队民事心理战的问题点和发展方向》的简报。该简报包括了我在布拉格堡学习的最新理论和在汉城大学学习的历史学观点，还整理了越南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等内容。该简报得到了蔡命新司令官的高度赞扬，评价我是“陆军中最擅长简报的军官”。这样的评价对我第二年晋升中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于1968年7月回国，希望担任最前方的大队长。8月末，我赴任江原道高城郡的第12师团第37联队2大队大队长。这是一支负责远远能看到DPRK金刚山的乾凤山（）前方1031高地一带的部队。当时我是预定的中领晋升者。

当时，包括“1·21”事件在内，DPRK大大小小的挑衅频发。我指示守卫哨所的小队长、中队长加强对敌人预想渗透路线的地形侦察。

1968年10月20日，5中队队长报告说，DPRK军入侵后，好像在我们的哨所前方过了一夜。几天后也有报告称，发现了DPRK军渗透到邻近哨所前方停留过的痕迹。我指示在两次渗透路线的交叉点埋设两枚M-16地雷[1]。

11月1日是我晋升中领的日子，为了进行晋级申报，我正准备前往师团本部。但从5中队长那里接到了紧急报告，几天前埋设地雷的地点发生了爆炸，在现场发现了7具DPRK军人尸体。

师团长白文（）亲自来到我们大队，给我戴上了中领军衔，给了我很大的称赞。白师团长亲自详细记录了这一战果，并在我的军官人事记录卡考核表上附上了记录，这对我在同期生中第一个晋升大领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也多亏了忠实履行我指示的部下们。

1970年初，我结束了大队长的任职，进入了位于镇海陆军大学。在田径场上学习对本就喜欢学习的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得益于此，我才以首席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于陆军大学。但问题却发生了，当时有条不成文规定，陆军大学的首席毕业生必须留任为陆军大学的教官，且至少要留2-3年。

即将晋升大领的我更想在汉城的陆军本部工作。在结婚后的8年里，我由于在美国留学、派遣到越南、在前方担任大队长等，一直与家人分开生活，因此产生了在汉城工作时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想法。

当时提供帮助的是陆士高我一期的前辈卢泰愚大领（）。当时他正担任陆军本部人事参谋部（）大领课长，主要工作之一是会见陆大毕业生，了解他们的任职意愿。

直到这时，我还不是“一心会（）”的会员。全斗焕、卢泰愚等前辈此前也只是听说过名字，并不认识。

朴俊炳与妻小

我恳切地向来到镇海的卢泰愚大领诉说了我的希望，听完我说的话后，卢大领说“不要担心”。

后来，卢大领对陆大领长金益权（）少将这样说道：“如果想将朴中领留在陆大，您应该负责将他提升为大领。朴中领这次不是要晋升吗？如果没把握办到，还不如让他去汉城，您说呢？”

当时有很多长期在陆大工作的资深中领，除了他们之外，还要“负责”我的晋升，这对金益权校长来说应该是个负担。最后金校长让我去了汉城。我很感激卢泰愚大领的机智。

1970年秋天，我被选为大领晋升预定者。审查委员们表示：“在我担任大队长时，师团长白文记录我用地雷炸死敌人的战果对这次晋升考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我与陆士第11期的权翊铉（）前辈在陆士读书时就关系很好，当时我们因为偶然的机会变得亲近，之后甚至结拜为义兄弟。因为这段关系，我在晋升大领以后加入了“一心会”。

但在以岭南出身人士为主的“一心会”中，我并没有发挥大的作用，也没有在晋级等方面得到过帮助。我在担任保安司令官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总统全斗焕的指示，中断了“一心会”在军内的活动。在之后审判“12·12”事件时，全斗焕前总统表示：“朴俊炳不是‘一心会’的会员。”

1971年6月，时任陆本人事参谋部课长的权翊铉大领来访，他是当时军部实权人物、首都警备司令官尹必镛（，陆士8期）少将的亲信。他说：“我想推荐你到尹将军那里去。”这是个值得感谢的提议，多亏权大领的努力，我和尹将军此前毫无缘分，却被任命为首警司的人事参谋。

我觉得尹必镛将军是一位温厚而有人情味的人。经常把家人较多的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支票补贴家用，还说“这是上周末打高尔夫赢的钱”，“这是打纸牌赢的钱”。

当时尹必镛将军的首警司是与姜昌成（）将军的陆军保安司令部竞争的权力机关。尹将军和姜将军虽是陆士8期的同期生，但也是争夺朴正熙总统宠信的竞争者。

因为我长期在军校、野战军和驻越部队学习工作，对这样的状态感到陌生。“5·16”事件时，李翰林将军入狱的事情也再次浮现在脑海中。在首警司工作时，我告诫自己：“权力的中心也是矛盾的焦点，应该处处谨慎。”

“尹必鏞事件”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总统宣布实行“十月维新（10）”，当时我是首警司作战参谋（）。但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本来首警司令官需要每月单独向总统报告一次部队现状，但当时这项行动总是被推迟。

当年11月左右，与尹必镛将军关系亲密的第26师团长金振九（）来见尹将军，还去了我的办公室。第26师团是驻扎在议政府市的第6军团下属的预备师团。金将军建议我去他手下担任联队长，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尹必镛将军也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12月初，金振九师团长再次来到首警司找我，他面露难色地说：“保安司令官姜昌成正在推荐保安司一个朴姓大领担任原定给你的联队长职务。”

当时，我认为不能因为我的人事问题让尹必镛将军和姜昌成将军产生对立。于是我就和金振九将军一起去找尹将军，没有提姜昌成将军推荐朴大领代替我的事，而是说：“我是正规陆士出身，在同期中也处于领先地位，再去别人都想去的汉城近郊的预备师团似乎不合适。我还是去远离汉城的东部战线当前方师团的联队长吧。”尹将军认为我的决心难能可贵，鼓励我说：“朴大领真是我军的干城（）。”

1973年初，我赴任第28师团第81联队长。虽然是前方，但离汉城不远。

在我担任联队长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陆军大吃一惊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尹必镛事件（ ）”。一直以来都是朴正熙总统的亲信尹必镛将军说：“朴正熙总统已经老了，应该退出一线，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应该成为接班人。”

尹必镛少将和他的亲信军官因涉嫌图谋苦跌塔而被逮捕，在经受了严厉审问后，以corruption等罪名被判处实刑。陆士第11期出身的首警司参谋长孙永吉（）准将、第26师团第76联队长权翊铉大领等人被判有罪，被编入预备役。

现在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我在接到第26师团团长金振九的提议后作为联队长去了呢？我应该无法躲过“尹必镛事件”的台风。出于“我不能成为尹必镛将军和姜昌成将军之间矛盾因素”的想法，谢绝了这个位置，这对我来说算是幸运的。

“10·26”事件

1975年1月，我戴上了每个军人都梦寐以求的将星（准将）。之后我历任陆军第3士官学校校长，陆军本部教育参谋部（）企划处长（），陆军本部人事参谋部人事管理处长（）。1979年8月3日晋升为少将，担任驻扎在京畿道杨平的第20师团长。和我陆士同期并一起晋升少将的朴世直（）成为了中部战线上的第3师团长。朴熙道准将（）也是我们同期中军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第1空输特战旅团长。

时任参谋总长郑升和为朴俊炳佩戴少将肩章

第20师团是第3野军司令部直属的预备师团，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需要出动到汉城的部队[2]。而且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0·26”事件。

1979年10月26日晚，我和陆大同期的陆本副官监（）赵振熙（，音）准将正在师团长公馆吃饭。晚上8时40分左右，第3野战军司令官李建荣（）中将突然打来电话说：“汉城似乎发生了情况不明的紧急事态，让全师团立即准备出动。”放下电话，我立即命令部队准备出动。

当晚9点半，李建荣司令官指示：“以最快的方式在汉城泰陵地区[3]展开，并接受陆军参谋总长的命令。”

前往汉城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车辆老旧、驾驶兵不熟练和路况差等原因，我们师团的最后一支队伍于10月27日凌晨4点才通过汉城忘忧里（）哨所。陆军士官学校的保安部队长金东朝（，译）中领找到我说：“国军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要求您到达汉城后立即打电话给他。”

我于凌晨5时到了陆士校长室，向陆军总部情况室汇报情况后，致电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这是我首次得知“总统有故”的消息。在几年前MBC播出的电视剧《第五共和国》中，说我在“10·26”时是奉了保安司令官全斗焕的命令出动20师团前往汉城，这显然是歪曲事实。

“12·12”事件

10月27日，除了济州岛以外，全国都发布了非常戒严令。当时我家在延禧洞，以戒严军身份进入汉城的我每天从家往部队上下班。

“12·12”事件发生前五天，保安司令官秘书室打来电话，说全斗焕将军希望我于12月9日（周日）上午10点去他家里见面。全斗焕的家离我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之前去过几次。

12月9日，我来到全将军家。全将军十分高兴，说：“12日晚6点半，我们一起到首警司30警备团团长张世东（）大领的房间里吃晚饭。” 由于我和经营教会的岳父约定参加当天上午11点的礼拜，快11点时我就起身告辞。全将军没有告诉我12月12日在30警备团见面的理由，也没有说还是当天谁会来。

12月12日晚6点20分，我来到位于景福宫的首警司30警备团团长室。国防部军需次官助理（）俞学圣（）中将，第1军团长黄永时（）中将和第9师团长卢泰愚少将等也来到了这里。因为是平时非常熟悉的前辈，所以大家说着这样那样的闲话，等待着全斗焕将军。

7时左右，全将军出现了。他说，为了逮捕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合同搜查本部派了调查官们去陆军参谋总长公馆，但发生了枪战。大家都慌了神，看脸色，只有卢泰愚将军知道当天聚会的性质，其他人似乎并不知道。

首都警备司令官张泰玩（）少将等把全将军和我们定性为军事苦跌塔集团，并出兵弹压。我在难以返回部队的情况下，给当时驻扎在南汉山城陆军综合行政学校（）的师团本部打电话，并指示参谋长、参谋们以及分散驻扎在泰陵附近的各联队不要轻举妄动。

在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被带走时，代理该职务的陆军参谋次长尹诚敏（）中将为了阻止部队出动，将陆军综合行政校长苏俊烈（）少将派往我们师团，我让参谋长等听从他的指示。情况恶化后，全斗焕将军悄悄把我叫到了隔壁说：“朴将军，请出动第20师团掌握国防部和陆军本部！”

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5·16”苦跌塔时苦恼的李翰林将军的身影，为此我拒绝了全斗焕将军的请求：“第20师团是一旦发生战争就必须上战场的部队。这样的部队无法接到指挥系统之外的人的命令出动。”

全斗焕将军听了我的话，再也没有提出过其它要求。之后他动员了卢泰愚少将的第9师团和朴熙道准将的第1空输特战旅团的兵力。

为了取得崔圭夏总统对逮捕郑总长一事的批准，全将军与其他将军一起前往总理官邸。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现役将军们身穿军装前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军队统帅总统的失礼。30警备团部中只留下了卢泰愚将军和我。

虽然是后来的事情，但由于当天我采取的措施，我在“12·12”及“5·18” 案的审判中是唯一被判无罪的。

对于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拒绝出动部队的我来说这也许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全斗焕前总统之后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当天的事情。我也没有听说过他对我那天的行为感到遗憾，哪怕是间接的。全斗焕前总统在用人时，努力正确地认识其能力，有能力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我一生都没见过像全斗焕前总统那样大度和领导能力出众的人。

1980年8月，庆祝全斗焕晋升大将摄于保安司

“gwangju事件”

“12·12事件”后，权力向保安司令部倾斜。到了岁末年初，我们的部队也收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慰问品。

1980年1月下旬，我向陆军参谋总长李熹性（）大将申请带部队返回杨平，并得到了批准。我想改善在执行戒严任务时出现的问题，将我们师团打造成在非常时期能与敌人进行非常战斗的部队。

但情况却和我的意愿相反，1980年5月15日，我的师团再次向汉城开进。17日，紧急戒严令扩大到了包括济州岛在内的全国。

5月20日晚，我在和朋友吃一起晚饭时接到了陆军参谋次长黄永时的电话。因为gwangju发生了骚乱，他下令我拨一个联队接受战斗教育司令官（）尹兴祯（）少将的指示，接着通过作战系统正式下达了命令。我向金东镇[4]（）大领的第61联队下达了出动命令。

在龙山站确认了61联队出动后，晚上11点左右我又接到了再派遣一个联队的命令。我指示李丙年（）大领率第62联队出动。

5月21日，我到gwangju松亭里（）向尹兴祯将军报告部队到达。同日，空输部队撤离gwangju市内。

22日，第60联队和师团炮兵司令部的兵力乘坐空军的运输机南下。至此，师团全部兵力都到了gwangju。我们师团在从汉城前往gwangju的路上，14辆指挥用吉普车被武装demonstration人群抢走，1名士兵失踪后返回，2人受轻伤。

当时各种凶险的传闻都传开了，最严重的是“庆尚道的军人来扫荡全罗道”。但在我们部队，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大队长在内，20%以上的官兵都是湖南出身。23日早上7点，彻夜未眠的我把中士以上的军官召集到步兵学校练兵场，对他们说：“我会努力维护gwangju市民的名誉，成为国民的军队，得到国民信任的军队。我会成为无愧于历史的师团长。”

戒严司令部虽然下令行使自卫权，但是我命令部队面对平民绝对不要先开枪，即使受到射击也要最小限度地应对；受伤者不分军人和平民，要迅速送往军队医院救治。

陆军本部追究事件初期弹压失败的责任，撤换了战斗教育司令官尹兴祯，任命全南出身的苏俊烈少将继任为gwangju地区戒严司令官。包围并控制gwangju外围的我师团在5月27日投入了弹压作战。空输部队首先进入市区，负责粉碎武装市民的抵抗，之后由我师团、当地的第31乡土师团以及战斗教育司令部下属部队将接管责任区。

“gwangju事件”期间，我们师团共进行了三次交火，有2名官兵阵亡，11人受伤。平民有10人死亡，10人受伤。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我为当时去世的人们祈求冥福。

在“gwangju事件”被弹压的第二天，我允许家在gwangju或附近地区的官兵外出过夜。虽然参谋们反对说为时过早，但我反问：“去找自己的父母、亲戚有什么问题吗？”300余名官兵带着家人和亲友包好的年糕、水果等平安归队。空输部队撤离后，我还向苏俊烈司令建议让20师团再多驻gwangju一个月左右，帮助清理市区和在农忙时节为民服务等。

6月底部队撤回后，我向陆军参谋总长李熹性建议：“今后发生国内骚乱时，军队动员一定要克制。”这也是许多经历过“gwangju事件”的军事指挥官的共同想法。之后在“五共”时期，弹压demonstration的是武装警察。1987年6月民主化运动时军队也没有出动，我认为这是由于“gwangju事件”的惨痛教训。

此后，我先后担任陆军本部人事运营监（）、人事参谋部长（）。

成为保安司令官

当时有传闻称，陆士同期、首警司令官朴世直将接任保安司令官，而我则担任首警司令官。经常有人把我和朴世直、朴熙道将军称为“三朴（ ）”；后来又把陆士17期出身的政务首席秘书官（）许和平（）、司正首席秘书官（）许三守（），以及文官出身的秘书官许文道（）等被称为“三许（3）”。还称“三朴”为军部内的稳健集团，称“三许”为强硬改革派。“三朴”也好，“三许”也罢，都是喜欢造句的人编造出来的，其实没有那种对立格局。

有一天，陆军参谋总长李熹性叫来了时任陆本人事参谋部长的我，告诉我准备由我接任保安司令官。

我问：“保安司令官不是决定由朴世直将军担任吗？”

“总统阁下亲自点您名了。”

1981年7月，我接替卢泰愚将军成为国军保安司令官。当时保安司令官被认为是要职中的要职，也许全斗焕总统认为我是一个安静且诚实工作的人，不会以保安司令官的身份做出“荒唐的事情”。

在成为保安司令官一周后，全总统打来了电话：“首警司令官朴世直和他在美国的同期、前预备役大领李圭焕（，音）一起舞弊，请立即彻底调查并报告。”

调查后发现并不是什么大事。7月末，我为了视察所属部队去了gwangju，刚好全斗焕总统也去了南海岸休养地。因此我打算第二天去拜访全总统，报告调查结果。正在吃晚饭时，青瓦台来电话了：“总统突然回到了汉城，让你们明天9点之前到青瓦台。”

第二天我去了青瓦台，发现国防长官周永福（）和陆军参谋总长李熹性已经来了，气氛非常沉重。我想报告李圭焕大领的事，但被前总统打断了：“没有必要报告了。请立即将朴世直将军编入预备役。”

周长官和李总长似乎已经知道了，于是我说：“作为亲密的朋友，我也有责任。能不能派他去前方担任副军团长，给他一个反省的机会？”

全总统摇了摇头。

于是我又问：“既然如此，请允许给他办一个转役仪式吧。”

全总统同意了。

当时还不清楚朴世直将军为何突然被编入预备役。但有人说，朴世直将军虽然不是什么corruption大案，但为了表现出政府的改革意志，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做法。

后来才知道，朴将军当时在与各界人士积极接触时，曾说过“下届总统是我”这样的话，这成为了重大问题。后来全斗焕总统曾召见首警司作战参谋金振永（）大领等，亲自了解朴将军平时的言行，然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认为，全总统完全可以彻底调查清楚后再采取措施，我后悔当时没能积极地为朋友辩护。

我在担任保安司令官期间，试图消除保安司被认为是“权力中心”的现象。当时为了新建从日占时期就开始使用的旧司令部大楼，制定了100亿韩元的预算，但我要求撤销。新建的司令官官邸我也将其出售。因此，不少期待我成为“有力司令官”的部下们感到失望。

从政以后突然转役

1983年12月，我和朴熙道将军一起晋升为中将，并被内定担任野战军司令官。12月12日下午，我接到了电话后进入青瓦台。

全斗焕总统带着有点抱歉的表情说：“发生了一些事情。考虑到民正党的情况，希望你能在1985年2月第12届议会选举中参加故乡报恩、沃川、永同地区的竞选。”

虽然有些突然，但我觉得军人应该服从军队统帅的命令。同时我觉得自己长时间担任保安司令官，似乎不应该回到野战军。于是我马上回答说：“我明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现让他满意，全总统说：“还有时间，你可以继续在保安司工作。”

总统全斗焕为朴俊炳戴上大将肩章

1984年7月1日，全总统晋升我为大将，这是意想不到的关怀。一周之后的1984年7月7日，在第20师团练兵场举行了转役仪式，我在进入陆军士官学校32年后脱下了军装。保安司令官一职由陆士同期安弼濬（）接任。

后来才知道，全总统之所以下决心让我转役参选国会议员，是因为时任民正党事务总长权翊铉的建议。

1984年12月，随着竞选运动的正式开始，在野党旋风开始猛烈刮起。前议员李龙熙（）、议员李东镇（）、参选人崔极（）等都不是等闲之辈。起初，我还想在一个选区选出两名议员，自己还会落选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落选的危机感开始袭来。

第12届总选竞选海报

1985年新年之际，我决定忘记之前陆军大将、保安司令官的身份，亲自访问选区内的所有村庄。到选举前一天，我走遍了3个郡的900多个村庄。最终，我以8万8047票当选，比第二名当选人李龙熙的票数多四倍，得票率为64.8%，仅次于忠清北道槐山的金宗镐（），居全国第二位。

担任国策调整委员长

“2·12”总选动摇了1981年“五共”成立时形成的政治结构。民正党推举卢泰愚代表委员为党首；在野党则要求直选制amendment，对第五共和国政权施加了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9月3日我被任命为国策调整委员长（）。卢泰愚代表说：“这是全斗焕总裁亲自决定的人事安排。”

曾是民正党外围机构的国策调整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对政局状况进行判断和预测；2、对主要政治事件制定对策；3、与国策评价委员会及相关部门的进行合作等。

由于国策调整委员会可以对整个国政产生巨大的影响，再加上政界认为我虽然只是初选议员，却是曾担任过保安司令官的军部实权人物，因此国策调整委员会和我受到了媒体的关注。1985年9月22日，《joson日报》记者李相哲（）在《周刊joson》中撰文援引某议员的话说：“一艘核潜艇终于浮出了水面。”言外之意是我有可能成为总统的接班人。

越是这样，我越要放低身段，小心翼翼，连见人也克制了许多。国策调整委员会也致力于绘制民主国家的蓝图，当时一起工作的崔秉烈（）、玄鸿柱（）、李钟律（）、金学俊（）、金钟仁（）议员等后来都在卢泰愚政权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党合党

“2·12”总选之后激化的民主化浪潮最终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运动和发布“6·29”宣言后结出了果实。在1987年12月举行的第13届大选中，民正党候选人卢泰愚取得了胜利。

民正党和青瓦台对第二年（1988年）“4·26”总选的胜利也持乐观态度，但是在现场进行竞选运动的我却不乐观。选举前一周的凌晨，我给安企部部长安武赫（）打电话说明困难情况，并向卢泰愚总统报告，建议他采取特别对策。结果在选举中民正党未能确保过半数议席，造成了“与小野大”的局面。

在总选后进行的党职更替中，我担任了民正党事务总长，金润焕（）议员担任院内总务，李汉东（）议员担任政策委员会议长。

与现在不同，当时，执政的民正党的事务总长是“实权人物”。除了掌握党的组织、资金和人事之外，还能每月单独会见总统。前总统全斗焕也曾说过“执政的民正党的事务总长是仅次于国务总理的要职”。

1988年12月22日，朴俊炳在“gwangju事件”的听证会上作证

在“与小野大”的情况下，在野党强烈要求进行“五共清算（5 ）”。在朝野就成立“‘5·18’gwangju民主化运动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5·18” ）”达成协议后，我向当时的党代表尹吉重（）表示要辞去党职。因为在“gwangju事件”当时我是第20师团长，因此不想给党带来政治负担。在有关“gwangju事件”的听证会上，我也如实地讲述了当时的事情。

1989年8月20日，正在日本旅行的我接到卢泰愚总统的召唤，紧急回国。卢泰愚总统让我和政务长官朴哲彦（）一起推进民正党与在野党的合并，这是克服“与小野大”局面不可避免的选择。此外，卢总统指示还可以考虑保守大联合和内阁制amendment等，我从心底里感到认同。

幕后工作开始了。在金泳三任总裁的统一民主党中，副总裁黄秉泰（）和金德龙（）议员参加了协商。我和朴哲彦长官、黄副总裁、金议员每周见一次面。

1989年12月15日，卢泰愚总统和三个在野党总裁（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达成了协议，决定在年内结束“五共”问题。当年12月31日，在百潭寺避难的前总统全斗焕出席国会听证会。

《12·15协议》签订两天后的12月17日，我、朴哲彦、黄炳泰、金德龙四人在新罗酒店见了面，就合党原则、党名、领导体制等达成了协议。此外我还负责与新民主共和党的金龙焕（）议员接触，我们见面两次就达成了协议。

1990年1月6日，我再次当选为民正党事务总长。

1月19日，我和朴哲彦与统一民主党的代表黄炳泰、金德龙议员签署了合党备忘录；20日，我和统一民主党的表金龙焕议员签署了合党备忘录。/p>

1月22日，卢泰愚总统和统一民主党金泳三总裁、统一民主党金钟泌总裁宣布三党合并，新党名为“民主自由党”，这是金泳三提议的名字。

三党合并的连接环节实际上就是内阁制amendment。在民自党全党大会前的1990年5月5日，我、总统秘书室长卢在凤（）、政务首席秘书崔昌润（）和民主系院内总务金东英（）、议员金德龙讨论了党章草案。争论焦点是是否将三党合党的前提条件内阁制amendment写入党章。民正系和共和系主张加入，但民主系坚决反对。

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不把内阁制写入党章。但需要由卢泰愚总统、金泳三、金钟泌制定并签署一份内阁制备忘录。草案由秘书室长卢在凤起草，我整理了最终方案，内容如下：

在历史性的民主自由党第一次全党大会上，我们三人决心在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前提下，立足于合党精神，承诺献身于国家和党的发展，并达成以下协议：

1、体现议会和内阁共同对国民负责的议会民主主义；

2、1年内实行议员内阁制amendment；

3、为此，今年内将着手进行amendment工作。

民主自由党最高委员卢泰愚、金泳三、金钟泌

1990年5月6日

5月6日白天，为得到YS的签名我来到他的家中。他明知道内容，却不肯签字。我强调：“为了得到民正系的支持，签署该文件是必不可少的。”他犹豫了30分钟才勉强签了名。下午4点左右，我与金龙焕议员一起访问了JP，他非常高兴地就签了名。

当天晚上，我把有签名的原件交给了政务首席官秘书崔昌润。崔首席在得到总统的签名后，第二天下午拿来了2张复印件，还转述了卢泰愚总统的话，“最好是把复印件转交给YS、JP，明确地了解此事”。

我认为与其我亲自转交，还不如由院内总务金东英、政策委议长金龙焕分别转达给YS和JP。金龙焕议长在得知我的意思后，立即拿走了复印件，但院内总务金东英没有来。于是我就把要给YS的复印件放在办公室桌子的抽屉里下班了。

第二天我由于日程繁忙，忘了转交。但在5月9日查找复印件时发现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助理和秘书查找，但都无济于事。几天后，有人发现了放在书桌抽屉里的复印件，但外面的信封被撕开了。我就先把它保管了起来。

当年10月25日，《中央日报》披露了内阁制amendment备忘录的存在，一直否认该备忘录存在的金泳三陷入了尴尬境地。我作为事务总长，负有备忘录被泄漏的责任，于是辞去职务。尽管如此，金泳三还是于当年10月29日宣布拒绝党务。第二天，他又回乡表示：“国民和在野党都反对内阁制amendment，因此无法推进。”面对YS的抵抗，卢泰愚总统和JP最终举联了手。

有人说我故意泄露了内阁制备忘录。但是后来卢泰愚总统在《月刊joson》的采访中表示：“朴俊炳先生不是那种人……倒是金泳三方面有传闻说是YS想泄露出去，以破坏内阁制amendment。”也有传闻说，这是出入我办公室的大田高中后辈《中央日报》的记者朴某掌握了内阁制备忘录副本后曝光的，但我并不知情。

脱离民自党

内阁制amendment失败后，YS事事与卢泰愚总统发生冲突，最终还成为民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我原以为朴泰俊（，陆士6期）最高委员适合当候选人，但他半途放弃了参选。民正界的李钟赞（）议员也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但他以金泳三的不公正行为为由放弃了竞选。

成为总统的金泳三开始断绝与过去的关系。1993年3月，他果断地整肃了“一心会”。1995年，他又开始“纠正历史（ ）”。意图就在于要在1995年6月的地方选举之前挤掉民正系和共和系，让民自党成为“YS党”。

JP对此表示反对，脱离民自党创建了自由民主联盟（自民联）。在当年的“6·27”地方选举中，自民联横扫了忠清圈。1992年大选失败后宣布退出政坛的金大中在赵淳（）当选汉城市长后，创建了新政治国民会议，重返政界。

随着政局的动荡，出现了“我将脱离民自党，加入自民联”的报道。1995年8月中旬，YS把我叫到青瓦台，恳切地挽留了我。当时我也没有退出的想法，根据政治情况的变化，反复换党派不是我所想要的。

然而，“纠正历史”的刀锋却在向我走来。YS在执政初期就曾将过去的政权污蔑为“军事政权”，但据我所知，YS并没有进行司法处理的想法。1994年12月，检方也曾就“12·12”事件表态称“成功的苦跌塔不能惩罚”。

但民自党党首金润焕暗示说，对“12·12”事件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事务总长姜三载（）公开表示，如果我退出民自党，可能会被拘留。我不能一边受到这种侮辱一边继续投身于民自党，最终，我于1995年10月14日脱离民自党，加入了自民联。我加入自民联后，YS政权推翻了我的一切，但是没有公开。

1995年10月14日朴俊炳议员（右二）加入自民联，正在受到金钟泌（左二）总裁的欢迎

在我退出民自党5天后的10月19日，民主党议员朴启东在国会揭露了“卢泰愚秘密资金”，这一事件对全斗焕和卢泰愚政权的道德性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以此为契机，为处罚“12·12”和“5·18”相关人员，当年12月19日终于制定了追溯立法。

1996年2月29日，我因涉嫌参与“12·12”事件并从事“苦跌塔重要任务”被拘留起诉，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此，我在2月13日就将选区让给了安国药品（）会长鱼浚善（）。我不想在狱中出马，向当地居民呼吁我的清白。

1996年8月19日，我因停止执行拘留被释放。检方要求我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汉城地方法院在8月26日宣判我无罪。裁判部接受了我在不知道景福宫30警备团聚会的性质，和郑升和参谋总长被捕的情况下就去了现场，并拒绝了全斗焕将军让我出动第20师团兵力的事实。在二审和终审中也承认我无罪。我是唯一一个在“12·12”事件中被判无罪的人。“5·18”事件的起诉本身并没有成功。

当时，大田高中同窗金仁燮（，音）律师、申正澈律师（）、朱在宇（，音）律师、闵京植（）律师等为我费尽心思，对他们的感激我至今难忘。

1997年11月，前民自党最高委员朴泰俊加入了自民联。随着JP退居名誉总裁一职，前最高委员朴泰俊成为了自民联总裁，并让我担任了事务总长。从他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务处处长时起，我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前第1野战军司令官李翰林一样，是我最尊敬的军队前辈。

自民联总裁朴泰俊和事务总长朴俊炳

此后，无论是个人还是自民联，在政治上都一直失败。在1998年的“7·21”补缺选举中，应党的要求，我参加了汉城瑞草甲选区选举，但最终落选。在2000年的“4·13”总选中，自民联沦落为只拥有17个席位的袖珍政党，我也喝了落选的苦酒。同年5月19日，时任国务总理的朴泰俊因房地产名义信托出现问题，辞去了总理职务[5]。随着朴总理离任，我也自然而然地走出了政治舞台。2002年12月，我从政界隐退。

“被压迫”的人生

回想起来，我的政治生涯是我国从权威主义过渡到民主化的政治过渡期。我曾经自豪地说，在特定的条件下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三党合并时，我还希望以此为契机，我国的政治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遗憾的地方。过去担任民正党、民自党事务总长时，在与总统的单独会面中，我没能更强烈地进言政治发展所必需的事情；在“12·12”审判结束后未能立即彻底退出政界，这都令人遗憾。也许就像小时候与郑尚文、李贤德谈过的一样“被压迫”着生活。

即使这样，我的人生也是幸福的。国家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托国家的福，因战争而中断学业的我获得了在陆军士官学校和汉城大学学习的机会，还荣升为军人最高荣誉的大将。如此贫穷的国家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感激和自豪。

现在，我担任西京大学客座教授，一边教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经验和我所体验的领导能力，一边度过余生。可以说，小时候梦想的大学教授之梦，在经历了军人和政治家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实现了。

[1]一种破片型反步兵地雷

[2]即负责弹压demonstration和苦跌塔的所谓“忠贞部队（）”

[3]位于汉城东北郊

[4]1938年出生，陆士17期出身。之后历任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1991.12.16-1993.3.7）、第30任陆军参谋总长（1993.3.9.-1994.12.26），第26任合同参谋本部议长（1994.12.28-1996.10.16）、第33任国防部长（1996.10.18-1998.3.3）

[5]2000年1月13日就任第32任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