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进步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在中国放映以后，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欢迎，也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赞扬，这是完全有理由的。

因为通过这个影片，我们看到了美帝国主义践踏下的“马歇尔化”的国家意大利的社会一角，了解到意大利工人遭受到的失业和其他不幸和痛苦。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劳苦大众，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道路才得到解放的，对于恶梦一样的旧社会，记忆犹新。片中主角里西的不幸遭遇，竟和我们所受过的差不多，而环绕在里西周围的社会现象，也和旧中国的社会面貌那样的类似，因此，我们看起这部影片来就感到特别亲切。观众象同情自己的弟兄一样同情里西的悲惨命运，为他鸣不平，痛恨压迫他侮辱他的旧社会。

“偷自行车的人”的编导以朴素的精练的艺术手法，把贫困残破的罗马城底层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拍入镜头，描绘出一幅惊人心魄的图画，这是对于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意大利统治阶级的一个有力的控诉。任何人都会看出来，里西是没有罪的，逼迫他犯罪的，是那个人吃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

华尔街的战争贩子们，以及他们的帮凶梵蒂冈和天主教民主党，自然不会高兴这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影片，他们恶毒地对这部影片大肆攻击，因为，他们正是逼害千万个里西和他的孩子的幕后的凶手。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有正义感的人民，都热烈鼓掌欢迎它，它是对于企图把意大利人民更深地推向悲惨深渊的反动统治的一个有力的回击。

但是，这个影片有没有不足之处呢？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缺点呢？不容讳言，它还有不够的地方，还存在着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可是有的批评家在赞扬这部影片的时候，竟然拿影片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宣传，并且借此暗暗地散播着似是而非的文艺理论。我认为胡风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光明日报”“文艺生活”版上发表的“人道在控诉”一文中的看法，便是值得提出来商榷的。

这部影片的缺点就在于它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失业工人里西的痛苦和悲惨的生活，却由于没有使人看到他的个人的挣扎是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有联系，因此，就看不出里西的斗争的方向和道路。直到里西走出银幕的时候，里西还是“四顾茫茫，不知所之”。无论如何，这是不能令观众完全满足的。

人所共知，作为一个失业工人的里西，他今天在意大利决不会是孤独的，更不会是始终孤独的。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已经有他的十分强大的先锋队伍。意大利共产党拥有二百多万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是对意大利人民政治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意大利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有组织的斗争，正在日益广泛地开展。里西的命运，只有和这群众的洪流联系起来才有出路，而且依照生活的逻辑，他也应该能够联系起来。如果象现在这样，缺乏这种联系，那么里西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就有不足了。

“瞧！公式主义又来了！”有些人会这样轻蔑地劈头一棒。我在这里正色地告诉他们，这不是公式主义。真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正确地响亮地给生活以答案，这是今天的革命的艺术家的神圣义务，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尔基曾告诉我们：“作家不仅要看出旧事物的冒烟，而且要从旧事物的冒烟中看到新的火光。”今天的意大利，有两个意大利同时存在着，一个是旧的反动的腐朽的意大利，一个是新的、人民的意大利，旧的在不断崩溃，新的在不断壮大，而两者的互相消长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在里西旧命运崩溃的时候，就应该能够看到他的新命运的诞生。

“你是主张加一条光明的尾巴了！”有些人又会这样严厉的斥责。不，我决不是说要在这原封不动的故事上硬插一条光明尾巴，而是说在这幅旧社会崩溃的图案上应该贯穿着一条通向广阔斗争的红线。在实际生活中，这条红线也会存在的。在今天的意大利，里西已不象契诃夫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那样孤独了。象每一条小溪都会流入大江一样，里西应该有走入广阔道路的机会。

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我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画龙点睛的传说来。如果这影片能进一步反映出失业工人里西和整个意大利人民斗争的联系，它将会象点睛后腾入云端的龙一样在和平斗争中起更大的战斗作用，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更热烈的欢迎的吧！影片之所以有这一缺点，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影片是在意大利反动统治的环境下拍摄的，这当然要受很大限制。但我们总不能说，这部电影之所以好，所以令人感动，正是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和客观上的限制的缘故。胡风先生却正是这样，他说这部影片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其中没有“政治号召”，“没有表现什么斗争”的缘故。

为了反对人们指出影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典型性的不足和人物形象的代表性的不足，胡风先生主观地牵强地硬把影片所揭露的里西的苦恼、绝望说成就是新的斗争。譬如，里西在自行车丢掉以后，因为绝望，去找看相的人，这一行为，只能被理解为里西因绝望而失迷生活方向。里西最后为了挣扎求生，盲目反抗，偷窃别人的自行车，这一行为只能被理解为里西被生活所迫，挺而走险，走上更不幸的道路，而胡风却说：“从里西的内心遭受和行为揭露了这个感情倾向，正是为了和里西共命运的观众经过这样一次感情锻炼，消灭它，为里西们，和里西一道去寻求真正的生路，斗争的道路的。”这显然是唯心的臆断。从里西偷车子这一具体事件中，怎么就能判断里西和观众就一定能去寻找真正的生路、斗争的道路呢？当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里西可能以后去参加斗争，但谁也难保证他不走到另外的错误的道路。子弹是能射杀敌人的，但它得装入枪膛，而且还须对准目标，扳动枪机。生活的痛苦，有可能成为人走上正确道路的因素，但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还是不可能的。痛苦也可以使人走上自杀或其他错误的道路的。难道能够说揭露了旧的，就等于建立了新的吗？盲目的个人反抗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吗？影片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说成存在的呢？如果说揭露旧的，就等于建立新的，那么，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就都已经是WU CHAN JIE JI的GM文艺，再也用不着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则来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中间彷佛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只隔薄薄一层纸，但实际上，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我们完全同意说普通的人民日常生活，都和历史大斗争有脉络的联系，但这不等于说平常的事情本身，会自然而然地、没有经过领导就“通向”历史的大斗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的弱点，也正因为它没有把自发的个人的求生的斗争，和千万人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联系起来。胡风一方面把平凡生活的描写强调为能“推动普通人民走向斗争的历史真实”，一方面又把斗争和生活割裂为二，放在互相对立的位置，这实在是很难理解的。

正因为HUFENG是这样理解生活和历史大斗争的关系的，所以，在他赞扬“偷自行车的人”之余，就悄悄地又弹起他唱了好多年的“随处是生活”的老调。依照他的看法，只要有艺术家的一副“关怀普通人民和正视平凡生活的热烈心肠”，就到处都能找到通往大斗争的道路。至于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等等，似乎都是不相干的事了。

而作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建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要全心全意地长期地无条件地投入群众的火热斗争，而且指出只有经过这个锻炼，经过这个感情的变化，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如果不如此，只凭主观的“热烈心肠”，无论自以为如何“热烈”，一经脱离了斗争，脱离了群众的沸腾的生活，它是仍然会“冷却”，甚至逐渐成为“麻木”的。

HU FENG硬要把生活割裂为两块，把斗争划分为“生活此岸”和“生活彼岸”，而且把二者放在平衡的天平两端，这已是多年的老调子。在这篇影评里，他再一次顽强地宣传这种论调。他说：“如果不从人物所体现的历史内容去看典型，那不仅是要求把另一面的生活来代替这一面的生活，而且是对这一面的生活冷情地避过脸去，把这一面的生活的痛苦和要求放逐到斗争外面。”他的所谓生活的两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一方面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巨大的历史潮流，而另一方面，是普通人民的自发性的个人求生存的斗争。HUFENG一向崇拜自发性，而把作家描写人民有组织的斗争嘲笑为“廉价”的“政治号召”。可是，生活是可以这样划为两半的么？离开巨大的历史潮流，这些个人的自发的求生的斗争能有任何出路么？难道我们的作家的任务不是突出地刻划表现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事物，通过这来使群众觉醒起来，奋勇地投入大斗争的巨流么？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见，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文学艺术家正是要把“到处存在着”的、“人们也看得很平淡”的生活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加以典型化，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惊醒、感奋、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革命文艺的不容肢解的任务。而胡风的论点，却把它分裂开来，好象各自可以成为一面，他一再强调重视平凡生活的“热烈心肠”的重要，而对于这样做的目的——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却避而不谈，而且把政治号召说成“廉价”的，说成“强迫人物去参加斗争”。在这里，恰恰使我们看见胡风对于群众火热斗争的“冷情地避过脸去”的真面目。我们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讲空洞的大道理，但并不等于要取消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并不等于要反对正面地号召群众参加斗争。我们是要反对概念化，但不能因此一概而论地反对政治号召，把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教育意义都说成是“强迫人物参加斗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要求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就是要求作家能够看到并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生活发展的规律、生活的前景，使作品具有鼓舞人民前进的思想教育作用。我认为HUFENG的那种文艺理论不是在引导人们走这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而是要叫人们离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