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什么年，这一年是受尽屈辱的一年。作为一战战胜国，有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却将“弱国无外交”这个词汇显现的淋漓尽致。但是这一年，我们没有妥协，面对诸多列强不平等的要求，我们终于挺起胸膛，说出了“不”。

重温《我的1919》这部电影后，代入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的视角，才明白现在的我们根本不能体会到1919年的外交是多么困难重重，公理在利益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在巴黎和会正式开始前，我们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本应得到五个席位，却只分配两个。原本，我们可以在巴黎和会上，不仅可以从德国收回山东，还能要求废除“中日二十一条”，“取消外国人在中国分化的特权”，然而到了最后，却只讨论山东的分配的问题。甚者，到了最后，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正义的要求，仍然要求日本集成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但是，中国代表团说出了“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豪壮的语言，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留下任何一笔。表明了中国人民抗争列强的决心。

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也是1919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在鸦片战争，我们也反对过西方列强，也对西方列强进行抗争，但是没有思想的武装，没有意识的觉醒，导致抗争一次次的失败。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使得中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路，找到了一步步变强的办法，为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1919年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时，软弱无能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诸多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百姓苦不堪言。1919年，当软弱的北洋政府还在逼着代表团签不平等的条约时，中国青年学生以及工人发起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五四运动”，要求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代表团顾维钧，在最后慷慨的陈词中，拒绝签下凡尔赛和约，这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个“不”虽然简短，但是意义重大，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意识觉醒，不再忍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不再相信西方列强所谓的“公理”，不再接受西方列强提出的不平等要求。

现在的中国，已经能够有底气向美国无理取闹的行为说出：“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现在的中国，面对欧盟无端指责中国所谓“侮辱新疆人权”的行为，我们可以有效地采取反制措施反击对手。但是我们依旧不能忘记“弱国无外交”，不能忘记1919年我们在巴黎和会上艰难的外交场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发展自己，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