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分析《危楼愚夫》中的人物的行动出发点，经典的道德哲学理论——伦理利己主义、康德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道德律令）、功利主义是极佳的切入点。这也是我一开始选择这部电影的设想。然而在学习过程中的我非常迷茫，因为我并没有理解我所看的书籍中“什么是对的”“道德的标准”的讨论对于我的意义——我能改变什么吗，我能说服那些人（电影中的人）改变他们的“道德选择”吗，我能改变电影中的人的生活处境吗？

不能。并不能。

影片背景设定在金钱与权力双层腐蚀下的俄罗斯的冬天。情节在三个的社会群体间展开：

1. 作为权力与金钱的优势方（在政府科层工作的市长等人）；

2. 能基本混好自己生活温饱的中产阶级的五口之家（作为主角的儿子迪玛，他的父母与妻子儿子）；

3. 住着即将倒塌的危房的最底层（家暴、吸毒、混吃等死）。

联系这三个原本不会有什么交集的群体正是第三个群体所居住的危房。由于这套危房的水管破裂与该地区的负责人的缺席，电影主角，作为水管工、希望通过建筑考试的迪玛，从自家争吵的饭桌上被通知到此检查。回到家半夜的他才意识到这套危房在24小时内即将倒塌的可能，于是他找到了政府——正在酒店为市长庆生的官员们。

危房即将倒塌的事实随后也被政府确认了。

随后，迪玛妻子口中的政府腐败的事实也被迪玛所验证了：金钱已渗透到权力系统的每一个缝隙。权力靠金钱来保障，底线由权力来划定。

面对仍住在危房的八百多号人，他们选择了“保全”自己：杀了两个负有直接责任官员，销毁证据，不再管那房子。

迪玛死里逃生，他得离开这座城市。他回到家带上妻子儿子开车跑路。在他发现政府并没有派人员来疏散这座房的时候，他和她妻子的矛盾集中爆发了。

要不要告诉这些人这座房会塌，让这些人从房子里出来？

他们闹翻了，他选择了不离开，让她和儿子走。早晨，他挨家挨户把房子里的人叫出来，房子没有立即倒塌，他被一个人带头打趴在地下，房子里的人重新进去了……

回到我最开始的回答“不能”。为何不能？为何我没有看到道德讨论的意义？

原因是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个人道德的失败。我们的“生活世界”被“系统”所殖民化，“生活世界”已被金钱权力关系这一巨大的“系统”所替换。

在《交往行为理论》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和“系统”的这两个概念。生活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我们一起生活、沟通、交往，构建我们的道德。在影片中，主角迪玛感受到了这种价值、意义的丧失，在他与他妻子的对话中，他说，“我们像动物一样生活，像动物一样死去，我们不在乎彼此，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

而当我们已没有了生活世界，只是活在了系统里，我们就会如此。因为系统就是由金钱和权力主导的市场与科层，它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正如影片所描述的社会——在迪玛一家中，他父亲修缮公物、不偷窃被视作异类，他妻子认为在他考试前应该去行贿；在政府内部，不行贿的官员没预算，常态是出轨买醉；在最底层，意义？不，只有生存。在整个社会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工具理性，我们判断的只是：实现自己的某个目的，获得好的生存条件，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无论这个手段是金钱、权力还是别人的生命。但这个目的本身，我们不予讨论，是否要其他目的，我们也没有兴趣。

但在系统包围挤压下的生活世界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其实看到了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看到了系统光鲜背后的残破，我们也看到了虽然微弱渺小的迪玛与他的父亲仍然拥有着共享的生活世界。在电影后半段，父亲对迪玛认错，说他没有教他好好生活，整天和他的母亲争吵。这个对话没有继续下去，迪玛打断了他的父亲，说他并没有错。而影片最后将结局设置为人们抛弃了Dima，重新回到了危楼之中。或者这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迪玛看到他与他妻子母亲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脱离系统，不能脱离生存，但我们也不能失去我们的生活世界。

而于我，这篇文章是我说服我自己的写作的开始——让我们可以/可能暂且搁置系统，寻找我们生活世界的共识、价值与意义。因为其中的一个信念是，系统无法凌驾于生活之上，系统应该服务于我们生活是我们的共识，我们的意义不在于系统，而在于生活。

作者/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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