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三观不正，暗藏祸心，影片是美化日据时代的，骨子里也仍然是美国人的“高贵的野蛮人”那一套，令人恶心。美国人历来喜欢拍西部片或冲突片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把殖民冲突包装成文明间冲突，还可以有效“解构”原住民反抗的天然正义性，同时也可以给自己带来驱逐原住民的“合理性”因为是文明间冲突，所以不存在殖民压迫的可能；其次是将冲突与压迫归咎于个体（例如片里的警察），忽视整体性的罪恶。

这样一套说辞下来，仿佛原住民天生就该是野蛮落后的特征，仿佛原住民的文化一文不值，没有一丝改变的可能，将原住民的文化死死的绑在“野蛮”的耻辱柱上，活该被落后淘汰掉，只有自己才是文明人，而自己的文明是天然先进的文明，是唯一适应现代化的完美文明。

甚至那句“野蛮的骄傲”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我个人对这句话非常反感，它强烈的传达了日本是文明社会、原住民是野蛮社会这个信息。赛德克人出草的主要原因居然是血祭祖灵，还不完全是复仇。整部片子全都都透露出一种意味，鼓吹日本人带来了现代化，只是赛德克人不接受，不愿意改变自己文化罢了。你看，日本人又是兴教育（总得教会他们日文吧，不然怎么叫他们去当苦力），又是兴文明（看到我大日本帝国的人当然要喊一声"太君早安"啊），给你们搞水利（怎么可能从我大日本运粮食过来养你们？当然是要教会你们自力救济啊！）、建铁路（这桧木(运回日本)靠人搬太慢了，要不我们盖个铁路？），迎接现代生活，至于那些你们觉得 “欺压”的事，只是文明化的代价而已，你们这些原住民居然还造反！！

放屁！

侵占人家土地资源，抢夺他们的财物，奸污他们的妻女，奴役他们的人们，你好意思叫这是文明冲突？（他鬼子可以这么说，英国人统治香港岂不是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西部片”的恶心之处在哪里？例如巴万，当年的巴万可是优等生，他出草的原因是因为他父母被日本人无端杀害了!可电影里拍成什么？这就是这种片子的恶心之处。不仅诋毁你的文明，消减你反抗的正义性，最后还倒打一耙!

导演自己说过，这片子想要拍的不仅仅是抗日而已，而是更深层的上升到全人类的东西，所谓的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现代工业与原始传统。这不是什么抗日这么简单的立意，而是野蛮与文明的战争。但如上所述，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这不是文明和野蛮的文化冲突，是压迫和反抗的冲突。影片把压迫和反抗的冲突歪曲成文明的冲突，作为现代人的编导的认知存在重大问题，可以说别有用心、奴性十足。

而且最恶心的一点是什么？刻意强调原住民对征服者的反抗和抗日没有任何关系。反抗的对象是任何征服的对象，不过恰好当时是日本人征服者罢了，也就是说“外来者”，至于他们现在眼中的外来者，我想大家都明白指的是谁。

Ps，日本人的"理蕃”计划是怎么进行的

台湾森林有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的原始森林和遍布各地的樟木，由樟木制成的樟脑产品年达五百万斤，约占世界产量70%。已发现的矿产有金、铜、煤、铁、石油、石棉等，煤质以优良著称，年输出达一千多万吨。

对于这些资源，日本殖民者垂涎万丈，除了通过所谓"林野调查"把大片山林矿区攫为官有外，还要得寸进尺，千方百计，把他们驱逐出去，以便进行彻底的控制和掠夺。日本殖民在台湾站稳脚跟之后不久，就开始制定若干"理蕃”计划，企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手段，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加紧控制，奴役人民。

他们在许多不易驯服的部落住区的外围设置“隘勇线”，不许居民轻越线外一步，更不许与汉族人民有任何接触往来。隘勇线由隘路和隘寮构成。隘路内侧数百米的草木都要斩除净尽，以扩大视野，便于射击。隘寮都是建在隘路的冲耍地点上，用木石筑成，四周園以木栅、掩体或通有高压电流的铁丝网，附近理有地雷，有的还配备有一门至数门的白炮或山炮。隘寮之间用电话联络，每个隘寮有隘勇两名至四名防守，这些隘勇都是征募台胞和平埔人壮丁充任，以实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

这种隘寮，每约四公里，大约有八所至十二所，最多时全岛达一千八百九十八所，隘勇线最长时达四百多公里。尽管防守如此严密，隘察还是经常会遭到土著民族的袭击和破坏。

日寇不许土著民族藏有任何种类的近代化武器，所有枪械和弹药包括他们赖以为生的猎枪都要在限期内扫数上缴，否则即处以严厉的刑罚。对于经常以枪械、子弹及生活必需品(如盐、火柴之类)供应他们的汉族人民更加防范维严，不断加以逮捕或驱逐，有的还遭到刑杀。

日寇把他们在平原地区行之有效的警察统治制度整套搬到山区而加以强化。警察被赋以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大权于一身，而且还对土著民族拥有“便宜处分”生杀予夺之权。警察可以不依据法律规定，对他们任意拘捕、捞打、判刑、处死，乃至抢夺他们的财物，奸污他们的妻女，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广大土著民族备受种种无理的欺压和凌辱而无法生存下去。

土著民族原有的耕地，林地和猎场绝大部分都被日本殖民者用“林野清查”和强制征购的手段侵占掠夺，弄得没有立锥之地。数以万计的土著民族被迫抛弃世代生活过的土地而移居于日警指定的新移民区。许多人因失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所得工资仅为汉族工人的三分之一，日本工人的六分之一。连这一点点微薄的工资也要被日本警察以“义务贮金”的名义扣去了一大半，有时几个月才发给一次工资。有些日警单单在克招工资中就捞到了好几万圆。

土著民族还被迫担负数不滑的"义务劳役"，无偿地替日本殖民者修筑军用道路，建造官署、学校、宿舍和搬运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物资。1912年在“ 蕃地”修成的长达一千八百零四日里(约七千二百零二余公里)的道路中，就有一千六百八十六日里(约六千七百余公里)是用他们的“义务劳役"筑成的。土著民族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不得自由出售，一定要卖给日警专设的所谓“交易所”，价格由交易所人员片面决定。他们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盐。火柴之类的商品，又必须以高价向日警所设的“酒保”购买。

土著民族赤贫如洗，一身之外无长物，但还要缴纳许多苛重的捐税，如土地税、人口税、家畜税等等，甚至连农具、渔网、水井也要抽税。交不起税的就要彼关押或罚作苦工。土著儿童都要送到日寇所设的“公学校”或“国语(日语)教育所”去接受奴化教育。这些公学校和教育所的教员就由警察兼任，程度极低。

学童不时还被带往日本神社“参拜”，这些神社所祀的不是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北白川官能久亲王，就是满手沾满同胞鲜血的佐久间佐马太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