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是一个关于“相信”的故事，有电影的传统叙事，也有来自游戏和动画的灵感，这也是电影口碑分化的一大原因。路阳觉得，自己和身边一群同龄电影人汲取营养的渠道和以往不同了，游戏、动画、网络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让他们的电影有了不同的质感和时代特征。

记者｜宋诗婷

大年初一，《刺杀小说家》上映。路阳每天刷几十上百次票房数据，忍不住翻看各大社交网络的打分和评论。“简直就是一种病。”看着看着荒诞感油然而生，“一条特好的评论后面，紧跟着一条特不好的，观众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常常是同一个东西，特分裂。”

目前为止，在今年春节档的七部电影里，《刺杀小说家》票房排名第三。在动辄卖上几十亿元的春节档电影里，这成绩不算突出。但这么一个曾被多数人不看好、认为很难拍得出来的故事，如期呈现在观众面前了，路阳觉得，这五年的心血算是有了回报。

《刺杀小说家》剧照

很难说《刺杀小说家》是原著作家双雪涛最好的小说，但对路阳和他想拍的电影来说，《刺杀小说家》就是最好的。

一个颓丧的中年人想要去看北极熊，为了钱，他接受了一个神秘的任务。一个大人物认为，远方一位没有名气的小说家路空文的作品与自己的命运产生了关联，小说里的内容会影响他现实中的生活。按故事走向，小说里与他对应的那个人会在结局死去，他要中年男人去杀死小说家，以保全自己。中年人接受了这个莫名的任务，开始接近小说家……

2016年二三月份，双雪涛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作家班学习。那时，小说集《飞行家》还没有出版，《刺杀小说家》发表在一个文学刊物上。制片人万娟看了喜欢，就先出手买了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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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握在手里，但还吃不准该找谁拍。有一天，万娟去中国人民大学找双雪涛，想商量这件事。两人在学校那个没开空调，东西又不太好吃的西餐厅里琢磨，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路阳。“那时，我看过《绣春刀》，是CCTV6放的，印象特别深，当时就觉得这个导演拍的武侠和别人不一样，挺有现代感的。”越想越觉得路阳合适，万娟正好认识路阳，就把小说发了过去，“见一面就定下来了”。

决定做一件事，常常是很感性的。“这个人怎么了？为什么有种颓废的自我放逐的状态，能轻而易举地去接受这样一个任务，就为了去看北极熊？”第一次读《刺杀小说家》时，读到第三段，路阳停了下来，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人物琢磨了一会儿：“除非他孩子丢了，如果我没了孩子，大概也会这样。”读着读着，小说里的人物渐渐丰满，原来中年男人千兵卫真的丢了孩子。那一刻，路阳觉得，自己和小说有了某种联结，“找到这因果的那一刻，我认同了这个人物所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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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父亲”这个身份之外，路阳还觉得，自己与作者双雪涛在创作者的精神层面达成了共鸣。《刺杀小说家》的创作来源于双雪涛一次被退稿的经历。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路阳辞职在家写剧本，一次次找钱拍电影，一次次失败。还是银行职员的双雪涛业余写小说，后来干脆辞职，他们都渴望通过故事和文字改变命运。某种意义上，《刺杀小说家》的文本让路空文、双雪涛和路阳三个写作者的命运重合了。

写《刺杀小说家》剧本期间，路阳一直和双雪涛保持联系。有时是正经讨论剧本，有时是彼此串门儿喝喝酒，有时赶上了，就一起看一部电影。

电影里，小说家路空文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挽着裤脚，抽起烟挺丧的……小说家路空文的很多个性和习惯是从双雪涛身上来的，路阳希望这个人物有现实依据。写剧本时，偶尔想到什么，路阳就会向双雪涛求证。

有一次，双雪涛正在火车上，突然接到路阳的电话，对方没头没尾地问了句：“你平时怎么踢球？”双雪涛开玩笑说，“我踢得挺好的。”后来，他得知，那天路阳不光问了他，还问了跟他一起踢球的朋友。最后，电影里球场上的路空文成了个拼命管队友要球的人。“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吧。”双雪涛说。

导演路阳

《刺杀小说家》的剧本经历过推翻重写的过程。“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我把剧本拿给老婆看，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弄的，看起来是和小说一样的故事，但读起来感受完全不同了。’”得到这样的反馈，路阳觉得，自己和编剧们找到了这部电影，终于可以筹备了。

筹备和拍摄《刺杀小说家》这四五年，刚四十出头的路阳头发渐渐花白，这成了朋友和媒体眼中电影难做的重要依据。除了创作本身，路阳要操心的事的确很多。做这部电影那两年，正是影视行业很困难的时期，热钱不再像前几年一样追着导演和项目跑了，说服投资方花钱成了件压力很大的事。尤其是《刺杀小说家》这样类型很新的项目，钱扔进去，坑有多深，能激起多少水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路阳不得不精打细算，尽量把控风险。

路阳的屋子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是所有独立办公室里最小的一间，摆下一排办公桌椅、一张沙发和简单的柜子，就几乎只剩下个走人的位置。桌子上有个半米高的泡沫拼起来的北极熊，那是双雪涛送给路阳的。几年过去，北极熊一直站在那儿，落了一层灰。

《刺杀小说家》开拍前3个月，路阳和摄影师窝在这间小办公室里画分镜，2100个镜头，一个都不能偷懒。画完分镜，它得拿着这些镜头去和制片、美术、摄影、特效、动作、造型团队开会，一个一个镜头地核算价钱。

去年四五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刺杀小说家》的后期制作也到了最吃紧的阶段。为了沟通方便，路阳几乎成了合作特效公司的员工，每天去七棵树创意园上班，常常在那里通宵达旦。“有两个月，几乎没见到过他。”编剧禹扬说。

每部电影拍完，路阳都会留下点东西。拍《绣春刀2》时，路阳把电影里的那只黑猫带回了家，其他道具装进了库房。《刺杀小说家》杀青，路阳留下了一把剑。那是父亲久藏的剑，道具师一共做了两把，一把是早年久藏征战沙场时用的，另一把是插在赤发鬼眉心，沾染了岩浆状分泌物的剑，路阳留下了前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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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小说家》上映后，禹扬和路阳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些导演在不断寻找新的主题，有些导演一辈子拍了很多电影，但都在讲同一件事，路阳是哪种导演？“目前看来，他像是后者。”禹扬说。

翻找路阳以往的采访，能够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绣春刀》的情怀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反抗，另一个是希望。反抗不是表现在对别人的反抗，而是对自身命运的反抗。如果你不去接受命运和现实，那么就试图改变它。哪怕这种反抗很困难，是没有可能的，你也要拥有希望，这种希望会始终支撑着你往前走。”在《绣春刀》上映时，路阳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电影的价值观。这段话甚至可以完整地复制到对《刺杀小说家》的解读里。

电影《绣春刀2：修罗战场》剧照

“我想讨论有勇气挑战天神的凡人。”《绣春刀》讲的毕竟是有明朝历史背景的故事，这讨论还只是一种隐喻。到了《刺杀小说家》，虚构的世界让凡人挑战天神在叙事和视觉上成为可能。“蜱蝴撼树，那些轻而易举就能被掐灭的人，老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是挺热血又挺浪漫的一件事。”编剧陈舒说。

《刺杀小说家》上映后，双雪涛发了一段文字，回忆他与路阳第一次见面。临走时，双雪涛撞在了路阳工作室的一扇玻璃门上，嘴唇肿了。同去的万娟说，是这扇门太干净了。路阳却说：“也不是，如果你走得再快点，或许可以穿过去。”那段对话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发生的，双雪涛分辨不清了，但那成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双雪涛还没见过太多导演，也没和太多演艺圈的人成为酒肉朋友。“第一眼见路阳，他觉得对方像个大学里的研究生。话不多，只关心小说里的孩子是不是丢了、我是不是喜欢阿拉蕾，都是创作上的事。”后来，双雪涛才知道，这个圈子，一上来就盘道、聊资源和钱的人多，谈创作本身的少。认识的人越多，他越觉得路阳不太一样。在双雪涛眼中，路阳的精神世界和他电影里的角色一样，都相信“如果你走得再快点，或许可以穿过去”，但他的电影比本人更强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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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常说自己有点“中二”。在今天的“95后”“00后”眼中，“中二”是个有点过时的词了。它属于“70后”“80后”那第一波热衷日本漫画的人，他们被漫画故事影响，至少在年少时有过远离主流，或想要对抗全世界的勇气。很多年后，多数人的勇气消失了，路阳却还守着“中二”这两个字，每次说出来，都有点害臊，还有点得意。

禹扬是在《绣春刀2》的剧本阶段加入的，“刚20多岁，没什么经验，纯粹是跟着学习”。除了跟着学，禹扬还跟着路阳玩。疫情没来的时候，他总跟路阳去日本淘货。东京秋叶原一幢七层的动漫大厦，两人一进去就直奔七楼，一层一层逛下去，从流行的高达，到边边角角的二手手办，一逛就是一天。禹扬买得多，经常拎一大箱子战利品回国。路阳看得多，买得少，只选几个最喜欢的带走。“动漫和游戏这些东西对他的创作有影响，有审美层面的，也有很直接的，比如《刺杀小说家》里的红甲人、加特林，就很明显和他这些二次元爱好有关。”禹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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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小说家》的创作过程就像是路阳把这份“中二”心性传递给整个团队的过程。“你跟我说说，小说改变现实，它是什么原理？”那些动画、游戏经验让路阳天然地相信“小说能改变现实”这个设定，但第一次和编剧开会，他就被问住了。“中二”少年笃信的精神世界坠入电影，它不得不变得具象，甚至有某种唯物论的支撑。

“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唯物了，变成一个很确凿的原理、依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从一个关于相信和希望的故事变成一个功利主义的故事。因为有唯一确切的真相，人就不需要选择。”路阳觉得，“小说影响现实”这一结论只能存在于角色的心里，然后存在于观众心里，它不能是物理性的。但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电影，故事要给观众一个走向“相信”的通道。有人找得到，走了进去，有人没找到或者拒绝走入，这也是路阳和《刺杀小说家》必须接受的。

路阳想把这条“通道”修得土一点，笨拙一点，更像雷佳音饰演的关宁会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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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剪掉了一场文戏，在那场戏里，一直在寻找小橘子的关宁和妻子身心疲惫，站在宽阔的河边，妻子终于说出了想回家，想要放弃。关宁想再试一试，哪怕是给自己一个放弃的理由。他拿起一块石头，对妻子说，如果能把石头扔到200米开外的河对面，他就要继续找。

或许是因为风力，某种空气与石头摩擦所产生的作用力，也可能真是信念的力量激发了巨大的潜力，关宁把石头扔过去了。从那之后，他不断重复这份心力，不断练习，从而掌握了这项超能力。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当他在天台上得知女儿小橘子存在于路空文的小说里时，他选择相信小说能改变现实。没错，不是相信，而是选择相信。

陈舒觉得，每拍一部电影，路阳都更成熟一点。《绣春刀2》里有陆文昭这号人物，他像极了我们经受过生活捶打，变得没那么非黑即白，也学会了委曲求全。“那是在写《绣春刀1》时，我们写不生动的人物。”陈舒说，《刺杀小说家》的父亲视角，就更是路阳的个人生命体验了。合作超过10年，陈舒觉得，创作上在变成熟，但路阳本人没怎么变。“他现在头发白了，有了点年龄感。之前一直不太像40岁的人，每天背个双肩包，穿个T恤，跟个大学生一样。他身上少年心性的东西是特别珍贵的。”陈舒说。

和同代导演相比，路阳不算成事早的。他父亲路海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却不太赞成儿子进影视这一行。本科时，他是个标准的工科生，要说对未来的事业有什么铺垫，那大概就是喜欢电影和漫画，借着父亲的工作之便，比别人多看了些DVD和舞台剧。

毕业后，路阳进了凤凰卫视做编导，一度负责一档节目《DV新时代》。编导、DV都还和影视圈隔着，路阳觉得，自己好像避开了捷径，绕一大圈，冥冥中还是要往影视圈走。

他开始边工作，边准备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本来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没想到，第一年就考上了。毕业后，路阳留校，一度过得很安稳。工作之余，写写剧本，日子也不算太无聊。

就这么过了两年，转折点出现在一次先斩后奏。2008年，路阳写了个谍战剧剧本，投资方想让他去做导演。拍完毕业短片后这两年，路阳没拍过东西，手痒，虽然知道不太合规矩，但还是一咬牙接下来了。后来，这事儿被学校和导师田壮壮知道了。路阳觉得，自己得做个选择了。“要么留在学校好好工作，要么就去搞创作，不能都占着。”路阳一想，当初考研就是为了做导演，哪能费了半天劲，又坐在办公室里了？还是得去拍电影。“我很佩服敢于做出选择的人。”这是导师田壮壮对他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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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刚离开学校那两年，国内的电影市场还没热闹起来，一个新导演想获得一个拍电影的机会比现在难太多。成本最低，也最现实的方式是——写一个好剧本。有一两年的时间，路阳一直窝在家里写剧本。

编剧陈舒也是在这段时间认识路阳的。“某次吃饭，路老师把他叫去了。”陈舒是路阳父亲路海波的学生。第一次见面时，她一点没觉得路阳是影视圈的，“就像个理工男，身上没有艺术院校的小孩身上那些臭毛病，比如，自大、喜欢夸夸其谈，张口闭口都是塔可夫斯基。他不太说话，挺沉默的一个人”。直到后来开始合作，陈舒才发现，这人挺有内秀的，激情和浪漫主义藏在骨子里。

从处女作《盲人电影院》时起，陈舒就跟路阳合作，《刺杀小说家》已经是两人共事的第四部电影了。《盲人电影院》还是陈舒的剧本。“那会儿还在念书，参加了广电总局一个剧本比赛，路老师是评委之一，看了剧本特别喜欢，就问我要不要和路阳合作一下。”当时，陈舒和路阳都是新人，两人花了很长时间调整剧本，多数时候约在三里屯的星巴克，坐下来聊一下，回家各写各的。《绣春刀1》也是差不多的模式，只是见面地点换成了鼓楼附近，“直到《绣春刀2》才有了经费，大家开始集中闭关”。

写前两部电影时，陈舒偶尔会溜个号，接个别的什么活儿。但路阳从来都是全身心投入，所有精力都在眼前的项目上，即便找不到钱，拍出来的希望看似渺茫。“他不是那种能同时好几个案子启动，哪个成了先做哪个的导演。他就在认定的一件事上死磕。”陈舒想了想，又说，“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不太会受利益诱惑的人。”

直到现在，各种事堆在眼前时，路阳还总想起《盲人电影院》杀青那天，金士杰和他说的话：“这戏拍得太苦了，也没什么钱，但路阳你要记住，这次拍摄时你们的样子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了。”路阳记下了，没当成事实，而是当作一个警醒，不断翻出来，提醒自己，“每部电影都要当成第一部来拍”。

《刺杀小说家》已经离《盲人电影院》很遥远了，但两部电影之间依然有很深的勾连。路阳习惯用熟人，从《盲人电影院》起，从幕后制作团队到演员，路阳都反复合作。“越是复杂的项目，越要依赖相互熟悉和信任的关系。”路阳说，就像上战场打仗，需要敢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兄弟。

写《刺杀小说家》时，路阳和先进入的编剧陈舒、禹扬一起闭关写剧本。三个人关在酒店里，每天10点准时坐下来开始工作。路阳是为数不多习惯早起的导演，总是七八点钟就吃完了早饭，早早进入工作状态。上午写到12点半，下午2点前再开工，一直写到晚上9点。结束一天的工作，三个人再一起看个电影或综艺，就各自回房间睡觉。每两周去打一场羽毛球，就算是团建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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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大家纪律严明，极少扯闲话。房间里横起一张桌子，大家面对面坐，每人面前一台电脑，各自分配几场戏，写完了交换提意见。谁写不出了就悄悄走开，躺下睡一觉，或者出去走走。

“大学小组作业一样的工作方式，持续了两个月，其实是有点压抑的。”陈舒说，在她十几年的编剧经验里，至今没和其他人以这样的方式合作过。“每个写作的人，进入工作状态后周围都有一个场域，不允许别人进来。那一刻，你的精神世界是裸体的，得是极熟悉和信任的人才能靠近。我们和老路之间，能建立起这个极端信任的场域。”

写剧本时，三个人看的综艺是《中国有嘻哈》，大家还打赌竞猜排名和冠军归属。“我们都喜欢Gai，但那时谁也没想到，会找Gai来唱《刺杀小说家》的片尾曲。”

编剧秦海燕和路阳是“邻居”，两人公司在同一个园区，同一层办公楼，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刺杀小说家》的剧本写到一半，路阳邀请秦海燕加入编剧团队。入伙前，路阳推荐秦海燕看一本书，名叫《复眼的映像：我与黑泽明》。那是日本编剧桥本忍的回忆录，书里回忆了他作为御用编剧，与黑泽明联手创作《罗生门》《七武士》等经典电影的经历。“有一段印象很深，大致是说编剧的合作模式，不是所有编剧都要陷进项目里，也需要有人站得远一点，客观一点，做大家的镜子。我猜想，路阳希望我成为这个人。”在路阳工作室见编剧禹扬和秦海燕时，手机录音默认的定位是“郭帆导演工作室”。“没错，他就在这院子里，在楼上，几乎每天都下来打打闹闹。”秦海燕说，这几年，郭帆、路阳这波新生代商业片导演挺抱团的，生活、工作上的交流都很多，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持和帮助的小集体。

过去几年，这个“小集体”集中爆发了能量。早些时候，路阳以《绣春刀》被业内普遍看好，同出自宁浩“坏猴子计划”的导演文牧野长片处女作《我不是药神》破了30亿元票房。2019年的春节档，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拿下46亿多元票房，位列中国院线电影票房第四位。今年，没事儿就来这院子里坐坐的导演饶晓志和路阳一起，闯入了2021年春节档。

这拨人身上有很多共性。他们都是看好莱坞大片、港片和日本漫画长大，喜欢并钻研商业片，没那么执迷于纯粹的个人表达，总希望在电影类型上有点突破。接受采访时，路阳曾说过：“我们这拨人吸收营养的渠道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是小说、文字或者是电影，还有更多，包括游戏、网络上的东西，其实都很好，很有意思，它会让我们做的东西，更有我们这代人的特质，会更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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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燕去片场探过班，路阳是个不太会发火的导演，因为分镜和其他前期准备充分，电影拍摄计划性极强。“可能和他们喜欢拍的电影类型有关，在电影的工业流程上他们更严谨一些。”

《刺杀小说家》的特效部分，在《流浪地球》积累了经验的郭帆给了路阳不少建议。路阳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虚拟拍摄和预拍摄技术，没过多久，郭帆在导演《金刚川》时就用上了。“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帮互助的关系。”秦海燕说，路阳和自己的公司马上要搬去另一个园区里，楼上的郭帆也一起搬过去。“创作太苦了，大家得抱团取暖，彼此鼓励。”

双雪涛推荐他看《史记的读法》，路阳很喜欢，还像个学生一样，标注了重点。有段话，路阳格外喜欢，还记在了手机里。采访时，路阳翻了半天，没找到。“大意就是说，写史记的意义是什么？不一定好人就有好报，很多人和他们做的事都会被历史淹没，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司马迁想要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下来，这无疑是在用一己之力对抗天道。”读到这段话的那一刻，路阳大概想到了《绣春刀》里的沈炼，《刺杀小说家》里的关宁和路空文，或许还有他自己，以及院子里整天混在一起的这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