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ilyoseoul.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87674

*其他声明见本系列第一篇。顺带一提，这一篇难翻的地方比之前多了不少，我觉得看着不是很懂的地方后面都附上了韩文，希望以后有韩语大佬帮忙指正（期待）

*疑似因为标题中新junbu的问题被ban了一次（悲）明明是历史用语，根本不涉及zz，被ban太冤了（悲）希望这次审核能过（期待）

[权正达回忆录]5共秘话#5 新军部国保委的诞生

无可奈何地改变政局走向（，这个真的很难翻译）

▲这是1980年8月11日，韩国国家保安委员会常任委员长全斗焕会见文化广播和《京乡新闻》社长李振羲时的样子。

行使“协调-控制”式无所不为的权力的“国保委”

1980年“汉城之春”时期，朴正熙总统去世后，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由崔圭夏临时政府领导国政。因政局不稳而不断增长的国家经济面临了跌入谷底的国家危机。

全国大学连日来因校内示威持续骚乱。摆脱维新时代的政治限制，赦免复权的主要政界人士重返政治一线的动向使国家秩序非常混乱。当时被称为"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的有力政治家也被赦免，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演讲和演讲会。这些势力分成三股，各自在不同的地区以崔圭夏临时政府之后的执政为目标奔走。

试图下届执政的三金势力有以前总统朴正熙的共和党既得权势力为背景，并以岭南-忠清圈地区为支持基础的金钟泌，包括旧新民党部分民主化势力在内，得到岭南地区支持的金泳三，在野党和民主化势力以及湖南地区绝对支持的金大中，这使政局混乱加剧。虽然崔总统在朴正熙总统去世后合法继承并代表了国政，但实际上新军部势力主导了国家权力。

新军部去宫井洞协商收拾时局对策

从1979年12·12事件到1980年5月，政局混乱加剧，数万名群众甚至聚集在保安司令部前举行示威，要求"军队滚蛋"。在这种情况下，在时局中心担任保安司情报处处长的我，处于必须制定收拾时局对策方案的境地。

另外，对时代政治潮流敏感的亲政府人士陆续来到保安司。在我的记忆中，前内务部长官金宗镐、治安本部长柳兴洙、农林部长官郑宗泽等人表示:"不能随波逐流地观察陷入混乱的政局。为了国家，应该采取特别措施，先整顿秩序，再制定对策。”

经过深思熟虑，我起草了时局收拾对策方案，以新军部首脑部卢泰愚（首都警备司令官）、郑镐溶（特战司令官）、俞学圣（国防部军需次官助理）、黄永时（第一军团长）、车圭宪（首都军团长）等为中心，聚集在宫井洞内安全的地方进行讨论。全斗焕保安司令官没有出席，在后面我单独向他报告。新军部势力认为不能用部分戒严，应该扩大到全国非常戒严，由军队来控制行政-司法权。

以此为基础，1980年5月17日，国防部长官周永福主持召开了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军部主要指挥官（陆海空军师团长级以上）主张，应该向总统建议将部分戒严扩大到全国戒严。在此次会议上，郑镐溶、卢泰愚将军积极赞成，但曾任军需司令官的安宗勋将军表明了反对立场。现在想来，在会议上也可以表明反对意见，但因为这一发言，安宗勋将军在背后受到了不利影响。

对于国保委的名称，我也有很多苦恼。最终定名为"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以下简称"国保委"）是因为在我记忆中全司令官强调了"国家保卫"一词，因此决定设立国家保卫非常机构，制定"行政-司法权协调-控制"的计划。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得到崔圭夏总统的批准后实施的。

在国保委术语上难以说服总理

最终，虽然5月17日全国紧急戒严被宣布扩大，但作为收拾时局对策的关键，国保委的设立却因碰到了需要制定法律的程序而搁浅。

当时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因非常戒严处于空转状态，所以无法处理《国家安全法》，我不得不另想办法。当时各政党院内代表中，由执政党共和党的金龙镐、新民党的黃珞周、维新政友会的李海元担任院内总务。我随时与他们见面商谈设立国保委的事情，但很难找到应对方案。其中，院内总务黃珞周还大为不满，表示：“权处长，为什么说谎，不遵守约定呢？”

我经常与3党院内总务见面，在国会和军方之间交换必要的资料，阐明各自的立场，维持合作关系，努力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在国会功能瘫痪的非常政局下，国会院内总务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令人满意的对话。

当时，国会正门前配置了一辆坦克，禁止出入。部分国会议员请求允许他们进入议员会馆，并带去所需的东西，请求被准许了。在国会闭会的情况下，为了设立国保委，不得不动用维新宪法规定的总统紧急措施权。

为此，在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李元洪和青瓦台律师出身的金有厚（，音译）秘书官的帮助下，我起草了总统令的草案，并报告给了全司令官。之后它还要经过国务总理和总统的批准程序。

在制定设立国保委的总统令并向当时代理总理朴忠勋（未得到国会同意）进行批准时，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说服，所以带着外务部长官朴东镇、总务处长官金容烋、国防部长官周永福进入了总理室。

我向朴总理报告了国保委的设置方案，他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朴总理表示"设置协调-控制行政部的机构行吗"，对“协调-控制”一词提出异议，坚决不能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朴总理在“协调-控制”这一词上展开了紧张的心理战，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反复向朴总理，并恳切地请求批准：“在时局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对行政部门进行协调和控制，那么设立国家保护委员会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朴总理没有退缩。他反驳道:"协调这个词是英语'CO-ordination'，这里已经包含了意味着'控制'的'Control'，所以去掉' Control '一词，只保留'协调'吧。"我也表示:"'协调'是指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进行协调，而'控制'不是，意思不一样，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不同。如果没有'控制'一词，就没有设立国保委的意义，所以一定要加入。”最终，朴总理说着"权处长！真固执啊"，过了3~4个小时才勉强批准。

我在中央厅得到总理批准后回到了保安司。由此，代总理朴忠勋批准设立国保委后，经过正式程序，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崔侊洙递交给总统，最终得到了总统崔圭夏的批准。崔总统批准的时候，全司令官是否去了青瓦台，至今记不清了。

▲ 这是1980年初朴正熙总统逝世后，在设立国保委之前，曾领导过政府的崔圭夏总统和国务总理代理朴忠勋。

赵淳教授拒绝了加入国保委的邀请

就这样，在得到总统批准后，以总统和国务委员为中心，国保委成立，常务委员会是其下属组织。国保委议长由崔圭夏总统担任，常务委员长由全司令官担任，各分科委员会（注：归常务委员会管）组织后在三清洞教育公务员教育院设立了事务处。

当时的常任委员是国保委的当然委员，各个分科委员长分别是国防委员长李基白（陆军少将）、法司委员长文相翼（，音译）（大检察厅检察局长）、外务委员长卢载源（外务部企划管理室长）、内务委员长李光鲁（陆军少将）、经过（，这里不知道怎么翻，就取了词语的原意）委员长金在益（企划院企划局长）、财务委员长沈有善（，音译）（陆军少将）、文工委员长吴滋福（陆军少将）、农水产委员长金周浩（农水产部）、保社委员长赵英吉（海军准将）、交通委员长李祐在（陆军准将）、建设委员长李奎浩（建设部企划管理室长）、工商资源委员长琴震镐（工商部企划管理室长）、净化委员长金满基（中央情报部监察室长）、事务处长郑宽溶（教育公务员教育院副院长）等。

在引进国保委常委人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话题。被选为法司委员长的检察局长文相翼（，音译）在检察中被指出他的夫人因房地产投机等财产很多，退位后改为陆军法务监出身的金永均（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国保委员会常任委员由军人和高层官员组成，实际上起到了协调现有内阁的作用。

关于经过分科委员长，我本想聘请我陆士时期的教官赵淳教授（首尔大学）。我两次请他吃午饭，在饭局上转达了全司令官的意思，恳求他给予帮助，但都被他以“当时首尔大学‘气氛不好’”为理由拒绝，因此不得不让金在益担任。

日后，赵教授作为第6共和国初期经济企划院长官入阁。而作为国保委参与其中的人还有前总理韩升洙、前淑明女子大学校长李庆淑（李明博时期的总统职务交接委委员长）、前保健福祉部部长官金钟仁、前驻美大使玄鸿柱、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李钟赞等。

参与国保委的大部分委员后来都被起用为长官和国会议员等主要公职。我属于内务分科委员会。我和玄鸿柱（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两人通过国保委周期性地报告有关时局的全盘局势现状。但是，由于当时忙于处理时局处理方案等综合性调整业务，所以我偶尔也会不参加内务分科会议。随后，我就得到了内务委员长李光鲁要求参加会议的警告。我觉得他不懂时代的潮流。

当时，中央情报部总务局长李钟赞也曾作为内务分科委员活动。国保委的主要活动包括设立净化委员会的三清教育队、文工委员会的课外辅导禁止、经济委员会的对重化学工业的持续投资及调整等。

特别是在设立运营三清教育队的问题上，虽然由国家保安委员会和净化委员会决定政策并已开始实行，但实际上，对对象的筛选工作是由当地警察负责进行的。因此，多少也有过将私人的亲疏关系介入其中，使宗旨变得模糊的事情。比如说，当时应该把一个首尔地区的黑社会头目派到三清教育队，但是保安司的某个人却要求将这个人排除在外，于是首尔市警刑事科长来找我。

当他问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时，我指示他遵守原则。没过多久，这个地区的联系人再次因为这件事来找我，但被我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后来从三清教育队回来的人中流传着“即便下地狱也不要去那里”的话。那个黑帮头目表面上是个相貌英俊、很有实力的企业家。对我来说，因为没能答应请求，所以觉得对那个头目非常抱歉。

▲1980年，在第5共和国政权创建的漩涡中，在"社会净化"的美名下，三清教育队入队人员正在进行棒操。

五共开始修宪工作

设立国保委后，我立即着手维新宪法的修订工作。曾担任国会外交分科委员会专门委员的禹炳奎和检察官出身，卢泰愚将军的内堂弟朴哲彦被推荐为国保委委员。

我命令这两个人在情报处做维新宪法修改所需的基础工作。同时，还成立了宪法修改特别委员会，委任民主党执政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官的权仲敦、宪法学者文鸿柱、朴一庆等为委员，为第5共和国执政正式开始改宪工作。（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