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皇帝这个时代，任何人也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也无法与这个世界达成妥协，处于溺水的绝境之中，苦苦耕耘的农工被国家机器因必要或者不必要的苛捐淹没，手握大权的官吏必须克尽全力的为在他们之上，以皇帝为首的世袭勋贵，皇室成员填补他们根本无法满足的需求，高高在上的贵族因为崩坏的财政和从开国就开始扭曲到现在，扭到极限的不合理制度，而沦落为鲸吞万物也无法弥补自己失去的一切怪物，而崇祯皇帝本人，就是一个溺水于这一切中的人。

凡是王朝，皇帝就终究不免于和官员士大夫共事，用文官集团来控制国家，而宋朝正是此中极致，尊师相，限君权的儒家思想在此发育成熟，开花结果，然后于同为汉族皇朝的明代强势回归。

悲剧在于，明代并没有等待着他们回归。

大明帝国的开国之君洪武皇帝终其幼年直到青年，一直是处于元末乱象之下受害最为严重的贫民之一，当时，蓄意杀人这一罪行的犯罪成本，低得空前绝后，因此，当他凭着个人超乎想象的决心与努力，开创了这个庞大帝国之后，与贵族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同，家天下的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渗透了他的创制帝国法度的思维之中，官员办事费用入不敷支，数以万计的官员一次处决，三公从此永无宰相，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成员与亲缘勋贵成为了帝国经济乃至于帝国制度的最高受益人，而永乐皇帝以尽可能秉承洪武制度为强调自身皇位的合法性增加筹码，再到变本加厉，建立厂卫来监察官员。

此谓历史第一次的转折点，从此，既希望恢复汉唐盛世的赫赫威光，但又具有宋朝理学文明的集奢华放荡与克制灭欲于一身的明帝国走上了唯权是上的歪斜道路。

官员们不甘心失去有史以来便拥有的在中华帝国固有的话语权，不甘心传承了千年以来的，历史应许给“官员”这一阶级的一切权益，贡献与付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荣誉，而成为了无偿的义务，于是等到威权赫赫的洪武皇帝，永乐皇帝逝世之后，便奋起反击，明里暗里开始了反抗，朝堂之上反对大于赞成，执行之上拖延混合虚应。

皇帝也不甘示弱，为了捍卫自身自从洪武皇帝就开始应许给“皇帝”的权力，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锦衣卫明察暗访，东厂西厂罗织捏造，庭杖虚实难辨。

仁宣之治的光辉散去后，至高统治者的的皇帝便与至高统治层的官员彻底开始了同床异梦的裂缝，开始了高高在上的案牍主义生活，官员成功拥立了他们想要的代宗，绝地反击的英宗杀掉了敢于抛下他拥立新君的官员，一代又一代，这道裂缝不断的扩大，直到那破灭的开端。

嘉隆万三代大变革时代。

宣庙嗣统，法宫便殿，燕见非时，内阁平台，幸御不绝，自后亦寥寥矣！（在明宣宗时代，仍然有着君臣同心的气息，皇帝还尽心扮演礼贤下士的明君角色，皇帝不时会在退朝后也空闲时也召见内阁大臣聊天，明宣宗还曾经到访杨士奇的家里，但之后这种君臣和谐友好的亲密相处便逐渐断绝，皇帝开始幽居不出，不再对内阁与大臣展开团建）

泰陵锐意修复，无何而龙驭上宾（明孝宗弘治积极地配合文官，表现了希望修复君臣关系的诚意，重新开始和内阁大臣私人面会，但他很快就积劳成疾去世了）

永陵取法同游，未几而朝仪并废（明世宗嘉靖一开始羽翼未丰，很积极地团建，加上初期的内阁还有他大议礼的同谋，以及他自己提拔的人，但当他羽翼丰满后，开始了不上朝，明明是退朝之后私人召见交流加深君臣感情的行为，但却被他拿来利用，只需要见一两个如严嵩徐阶之类的朝中有个人势力的重要大臣就省略了去和文武百官大朝会的麻烦，到了他后期，已经不再上朝和参加有一点需要皇帝和百官一起出席的重大仪式，在西苑暗中左右朝局。）

大明朝廷陷入了飞旋流转的权变泥沼，君臣之间尔虞我诈，上下互相揣摩，民生大计被忽略了，阴谋和陷害被称为至高的智慧，务实和遵纪奉法被视为不入流的迂腐而被唾弃，贫苦农民只是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却承担着几乎全部阶层的支出，商人们绞尽心血堆积永远不可能追的上帝国上层的财富，却面临着官员们需要进献金钱才能自保的各种暗示，还面临着皇帝需要填充国库内库时很可能罗织罪名下狱抄家的危险。

谁也是敌人，谁也缺德，谁也信不过了，你不厚道，我也不该厚道，只有靠自己了。

于是，我们看见了劳而无功的崇祯皇帝，被夺去人头领功的人民，血溅宴会的富人，声嘶力竭的孙传庭，无可奈何的吴又可，穷途末路的士兵。

同在一个帝国，但却乖离成如此四分五裂的诸人，每一个都是子，注定连成走向互相包围，互相毁灭的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