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ilyoseoul.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87516

*其他声明见本系列第一篇。顺带一提，韩国名字同音的人也太多了吧？找汉字名找了我半天，有几个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汉字名，真是心累……

[权正达回忆录]5共秘话#4 混乱的1980年“汉城之春”

新军部势力趁危机管理之机崛起

▲1980年8月6日，崔圭夏总统在青瓦台给国保委常任委员长全斗焕佩戴大将军衔。10天后的8月16日，崔总统将代行总统权限移交给代行总理朴忠勋后下台。

◆任命全斗焕为中央情报部部长代理，目的是集权

1980年2月29日，崔圭夏总统对包括前总统尹潽善、金大中等主要政治人士在内的687人采取了大规模赦免、恢复权利措施。为了消除政治、社会各阶层的旧矛盾而实行的赦免复权，让汉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迎来了政治解冻期的所谓"汉城之春"。

当时被赦免复权的人士中包括相当进步的人。朴正熙总统去世后，崔圭夏总统代行权力，为了改变社会氛围，把范围扩大到了维新时期被采取紧急措施、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人，实现了广泛的赦免、复权。为了实施赦免复权，有必要修改维新宪法。因此，中央情报部和保安司令部、法务部和警察等相关机关为了讨论赦免复权，进行了审查。

大规模赦免复权加剧政局混乱

因为在戒严令下实行赦免复权，其意义非同寻常，法务部检察局着手准备资料。审查委员会以法务部检察局长为委员长，由青瓦台、中央情报部、警察、戒严司（合搜部）所属的保安司参与。当时青瓦台政务第二首席秘书官金泰镐、法务部检察局长文相翼（，音译）、中央情报部局长玄鸿柱、警察治安本部4部长刘洪秀（，音译）以及保安司的我担任了审查委员。

在法务部检察局长室进行审查时，检察第二科长郑銶永（后任检察总长）拿来了复权对象的个人生平资料。审查委员们在赦免、复权讨论过程中，有很多意见认为不能放走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人。但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从广义上接受了扩大对象的主张，赦免了违反《国家安全法》和紧急措施的人，同时恢复了他们的所有权力。

此后，无论是中央情报部还是警察都觉得赦免复权措施的范围太大了而反对，但青瓦台政务秘书官金泰镐和我都极力主张应该大幅扩大。

我认为这项赦免复权措施在当时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赦免复权人士大部分不到几个月就重返政治一线，反而加重了混乱。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政局混乱，戒严司令部的权力被放大，所以那年的赦免复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与赦免复权审查委员会的人士后来被重用，担任政府部门要职或担任国会议员。

但是，检察局长文相翼（，音译）在组建国保委时，曾担任司法分科委员长，后来因周围人的各种诬陷而落马。他的夫人因房地产投机而财力雄厚，因此他受到了"在开创新时代的国保委中，有问题的人能担任司法分科委员长吗"的举报信和告发等各种诬陷。最终，他被调离岗位，去了水原当地方检察长。

玄鸿柱局长后来担任过安企部次长，民主正义党国会议员，后来担任了驻美大使。韩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合同搜查本部长）在看到得到崔总统批准的赦免复权名单后，表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表示同感。

问题是，大规模实行赦免复权后，政界和社会氛围并没有和解和团结，反而陷入了混乱之中。 全国各地连日来不断爆发示威，要求"解除戒严令，军队滚蛋"。 赦免复权人士中的一部分人还参加了示威。

▲ 1980年3月1日，因政府的2.29复权措施重新站到政治一线的金大中在东桥洞家中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想与崔圭夏总统见面，就国政全局诚挚、坦率地交换意见。"

全斗焕在"12·12"事件之后走向执政

直到这时，全司令官还全权负责对金载圭的审判问题，因此不能看作是掌握了政治权力。

据我所知，当时在我看来，全斗焕保安司令官（合同搜查本部长）并没有权力欲望，但在12.12事件后，认为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决定执政。 首先，他整顿了军队内部人士，作为第一项措施，国防部部长由曾担任空军参谋总长的周永福将军接任。

接着，李熺性将军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兼任戒严司令官）。这也是为了消除牵制全司令官的军队内部危险势力。在军队内部如此稳定之后的当年4月14日，全司令官将兼任中央情报部长。虽然中央情报部部长是现役将军无法担任的职位，但由于当时处于非常时期，所以这是超越法规的不可避免的措施。

金载圭被拘留后，庞大的中央情报部事实上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全司令官兼任中央部长，实际上不是为了权力欲望，而是因为合同搜查本部利用中央预算解决12·12事件事后调查资金不足的情况。但是，这成为了权力向全司令官集中的契机。

全前司令官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代理后，在讨论更换中央情报部第一次长（国内）全大德（，音译）次长（陆士8期）时，我推荐了内务部次官徐廷和（后2次担任内务部长官，5次当选国会议员）。

尹镒均（空军出身）次长继续留任第2次长（海外），金圣镇将军陆士11期，后来担任邮电部部长）担任基调室长。

金载圭部长在职时任命的局长级干部中，只有情报局长玄鸿柱留任，其他几乎大部分被问责后解除职务并更换。因为放弃玄局长的能力太可惜了。我每次开会都经常见他，与他相处亲密。这样，连中央情报部支部也进入了合同搜查本部的控制体制。

12·12事件之后混乱的军部秩序虽然得到了收拾，但是在崔圭夏总统所谓的"危机管理政府"戒严令下，以权力机关合搜本部长全斗焕保安司令官为中心的新军部势力开始成为实权人物。

在混乱时发生的旌善煤矿村舍北事件

4月21日，在到处乱糟糟的江原道旌善郡舍北邑，700多名矿工因不满工资和御用工会（注：就是公司主导的工会）、企业主的剥削，在示威过程中与警方发生冲突，发生了流血事件。舍北事件真是一起不幸的事件，还发生了矿工封锁铁路的情况。

在江原道旌善郡舍北煤矿艰难地挖煤的矿工们因生活困难，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而站了起来。用公共权力来稳定这些人是不够的。工人们完全控制了舍北邑一带，甚至封锁了铁路，舍北邑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即使投入警力也没有办法。在警察和矿工对峙的示威过程中，多人受伤，甚至丧命，情况十分严重。

舍北煤矿的矿主叫李延（，音译）。作为东远炭子这在矿产业界规模最大公司的股东，他甚至收购了议政府市（注：这是韩国的一个市）的皇家高尔夫球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翁。但是与事业经营规模相比，他只是一个血压高、胆小的老人。

在舍北事态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我为了寻求对策，把他叫到了保安司。但是，他来到保安司后，对我的问话连回答都不太清楚，哆嗦着胡言乱语。所以我对他说:"因为你是舍北煤矿的主人，所以你应该去那里和工人们见面。如果需要工资，就提高工资，如果希望改善生活，就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敢去舍北，最终我们动员军队直升机将他带到了矿工们聚集的地方。 虽然几经周折后投入军队，解散了矿工，但回过头来看，这是一起因企业主的剥削而引发的，暴动的矿工们不幸地牺牲很多的令人惋惜的事件。后来政府考虑到他们遭受的痛苦，决定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给予优惠。

▲ 1980年5月15日，全国10万多名大学生聚集到首尔站，举行了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大规模示威。

在动荡事态中设立国保委

5月初，全国大学总学生会会长们聚集到梨花女子大学，下定决心要求解除非常戒严。 当时是赦免复权后政局混乱加重的时期。因为连大学生都开始示威，戒严司令部出面将聚集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大学总学生会长们带走。

之后，梨花女子大学校长郑义淑和学生处长来保安司找我。郑校长请求：“希望能将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带回去。”

她恳切地拜托道：“如果把抓住的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们送回去，我会让他们全部回家。"但我摇着头说:"我们不能放过在混乱的时局中谋划着示威的学生。"可她还是没有回去，与我争吵了半天。虽然能够理解他们作为教育者的心，但我无法释放引起社会氛围恶劣的学生。

因此，除了将抓来的学生进行分类训诫之外，还拘留了几个学生。几天后，在首尔站，有10多万名大学生举行了示威。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客车翻车导致市民被压死的事故。随着大学生参与政治问题，示威接连不断，我为了尝试对话，在首尔站附近的中国料理店召集了各大学学报社负责人。

我在那里以座谈会的形势去听取大学生的建议，但大学生们完全没提出什么建议。原来，从那时起，朝鲜的主体思想已经扎根在大学街了。所以，无论我说什么也说不通。包括各大学总学生会在内，大学内所谓的“主思派”控制了示威队伍。这些主思派大学生们针对朝鲜、韩国政府的正统性问题，表示韩国是不合法的政府，朝鲜才是合法的政权，因此根本不想听我的话。

5·17戒严扩大到全国之后，所有政治活动都被全面禁止。戒严司令部以金大中和文益焕牧师等幕后操纵骚乱事件的嫌疑，金钟泌和李厚洛等涉嫌权力型不正当敛财而被逮捕。

之后，戒严司镇压示威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5·18光州事件(之后被认为是民主化运动)时对全国大学下达了停课令。政治、社会都混乱不堪的1980年5月20日，申铉碻内阁因为对光州抗争等大学街骚乱事件负责而集体辞职，朴忠勋内阁成立。四天后的24日，对金载圭等10·26事件的相关人员执行了死刑。

在全国大学接连的校内外示威和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展开活跃的政治活动的所谓"汉城之春"的迷雾中，政局持续着寸步难行的混乱局面。即使是为了尽快收拾不安的政局，也迫切需要制定时局对策。因此，5月31日，国家保卫紧急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成立了。

国保委议长由崔圭夏总统担任，常任委员长由全斗焕中央部长担任。在设立国保委之前，我需要考虑各种问题。原本应该合法地设立国保委员会，但是因为要设立没有法律规定的机构，所以只能以总统令作为紧急措施。

我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国务总理和总统的批准，如何让国务会议通过没有合法性的国保委的设立。当时，虽然国保委是合法性较弱的潜在权力体制，但当时世界正处于"怎么建造63大厦（注：全名为大韩生命63大厦，1985年建成，当年为全亚洲最高的楼）"的时期。

回过头来看，权力只能集中在全司令官身上，这其中也有周围人煽动的原因。但是，新军部有一种危机感，认为一旦解除戒严令，军队解除武装，政局将变得不稳定，整个国家将陷入无法控制的骚乱状态。实际上，从崔圭夏临时政府宣称直接将权力移交给民政部门的时刻开始，政治、社会氛围就非常混乱。（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