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过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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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过昭关》、河南农民杨太义获《南方周末》专访。截止目前,该片已经获得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北京国际青年影展年度最佳影片等重量大奖。导演霍猛曾执导《我们的四十年》中《郑州爱情故事》。

过昭关 电影

下文转自《南方周末》,写的真好,转了。侵删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

河南农民杨太义77岁了,即将第一次出门旅行。有人请他去600公里外的山西平遥看电影,电影是他主演的。村里正农忙,所谓“白露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杨太义一早就下了地。他没有手机,电话打到村里,那会儿杨太义在村头树下晒辣椒。没多久,杨太义头戴白草帽,脚蹬黑布鞋,换上干净的老式中山装,北上太行山,乡里两位后生开越野车护送。在平遥电影宫,杨太义遇到平遥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和艺术总监马可·穆勒。他主演的电影《过昭关》,就是意大利人马可·穆勒从全世界1200多部影片里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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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昭关》是一部乡村公路片。在电影中,小学生李翊宁到河南乡下爷爷家过暑假,希望外出旅游。于是爷爷李福长驾着三轮摩托,带他探访几百公里外的老友。沿途风景勾起了老人的回忆,爷孙俩也经历了种种奇遇。(片方供图/图)

“俺木演过电影,你相中哪一点呢?”杨太义向马可·穆勒发问,一嘴胡辣汤味儿的周口方言。马可·穆勒中文流利,却一脸茫然。要靠《过昭关》导演霍猛翻译,他才能回答:“看中的就是你比较真实,比专业的演得都好。”“噫。”杨太义乐了,“咱是农民,平时咋走路,(电影里)还是咋走呢。”颁奖之夜,霍猛夺得“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杨太义坐在台下直拍巴掌。颁最佳男演员奖,评委文晏念出杨太义的名字,现场1500人掌声雷动。叫了三遍,杨太义还没回过神,霍猛拍拍他肩膀:“走吧,叫你去领奖呢。”

就在重阳节那天,杨太义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影帝。“俺是个农民,今年七十八了,俺木演过电影。”他的获奖感言仍是一口河南话。《过昭关》里基本是杨太义这样的非职业演员,许多人和霍猛沾亲带故,剧组人员也纷纷上镜,一同节约了片酬。但预算40万出头,剧组仍然拮据,还要想尽办法省钱。剧组买电脑,霍猛找中传学弟借学生证,可以打折;某场外景戏原本是阴天,忽然出了太阳,霍猛立马改剧本,按晴天拍;拍戏中途一位演员理了个发,戏接不上了,要么等他长头发,要么重拍……

2019年1月26日下午,第四届迷影精神赏颁布典礼在北京举行,评委由全国多位知名影评人自发组成。在十一部提名影片中,电影《过昭关》被评委们选为年度推荐影片,导演霍猛上台领奖。(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很多角色的名字也源自生活,片中爷孙俩的名字就来自霍猛的好友和外甥。某重要角色的名字最初取自父亲的朋友,电影里这角色去世了,老人家听闻勒令儿子把名字改成谐音。男主角是位河南老农。霍猛面试过好几位,有的活泼却不识字,有的压根就排斥演戏,这才找到邻村的杨太义。杨太义乐意演电影,但初次见面未置可否。他私下给自己卜了一卦:“一算,说我中状元。”三天后,霍猛再找杨太义,敲定了男主角。第二天傍晚,他在村里继续准备开拍,忽然发现脚边趴着一条蛇。他找来拖把,想把蛇扒拉走,转身去门口开灯。回过头,蛇不见了。“再有三天电影就要开拍了。”他在日记里写道,“遇到一条蛇,不知道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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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太义虽然只上过两年半小学,但在戏曲和文字方面都颇有天赋。参加《过昭关》演出之后,他特意写信给导演霍猛表达兴奋,同时强调自己的认真和淡泊,把自己的做人标准归结为“任叫名在人不在,不落骂名万古传”。(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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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也看过《春秋》嘛”

《过昭关》可以归类为乡村公路片。放暑假了,小学生李翊宁被父亲送到河南乡下爷爷家。班上同学都在旅游,他也想去。于是爷爷李福长驾着三轮摩托,带孙子探访几百公里外的老友。沿途风景勾起了老人的回忆,爷孙俩也经历了种种奇遇。男主角李福长的戏份贯穿全片,大段台词颇多。能否找到胜任的非职业演员,霍猛并不确定。霍猛到潮坡村选角,叔辈杨鹤军告诉他,村里过去有个业余剧团,很多农民都会唱戏。剧团传统延续数百年,1990年代初很多村民外出打工,戏里角色越来越少,只好歇业。当年的团长就住在杨鹤军家对面,符合那男主角的条件。团长就是杨太义。他只上过两年半小学,却是戏曲天才,当地地方戏基本听两遍就能唱,肚子里头装着160多出戏。1958年,潮坡村成立业余剧团,17岁的杨太义会最多戏,当仁不让地担任团长,一直到剧团歇业。剧团成员都是潮坡村农民,农忙时各自干活,农闲了七八十口子聚在一起,由杨太义带领外出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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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戏曲大省,民间每逢庙会烧香、寿宴嫁娶都喜欢请戏班。“那时候不讲钱。”杨太义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有人请他们唱戏,通常会再请他们吃顿饭、吸个烟,“就图个欢乐”。杨太义最兴奋的,是碰上其他业余剧团,两边“battle”,唱对台戏,把观众吸引到自家戏台前就算胜利。“那次俺在县西南的岳岗,过来三班子戏。”杨太义点上一支纸烟,得意地说,“他们第二天就垮了,前头木人,光瞎喷。”当地村民要求杨太义的剧团“返场”,于是他们留在岳岗,加演三天。1990年代,潮坡村戏曲人才外流,有人去城里打工,也有嫁到外地的,“角色少了,开不开戏”。当时,杨太义的四个儿子盖房娶媳妇,借了不少钱。1993年,为帮孩子还债,他也远赴新疆承包土地种庄稼。业余剧团正式歇业。杨太义承包的土地来自沙湾红旗农场十一连。他发现,连队战士参加元旦文艺演出从来得不上奖,就毛遂自荐,兼任连队文艺宣传队导演。就着自己几十年戏曲经验,他指导战士们排演相声、小品、双簧,效果立竿见影。

“年年集体一等奖,个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那五年,奖状旗帜玻璃匾,一个连部挂的满满的。”杨太义掰着指头列举,“一等奖有毛巾被,36块钱的大暖壶,二等奖是保温瓶、枕巾,三等奖有茶缸子、毛巾。”连部的节目在兵团名噪一时,还受邀去阿克苏、沙湾、石河子和乌鲁木齐汇演。2007年,杨太义回到潮坡村。剧团散了,乡亲们碰上婚丧嫁娶,还是找他写对联、做司仪。“东山有个翠云开,西山有个紫云来。翠云紫云到一处,但等来年鲜花开。”采访中,杨太义即兴讲了一段婚礼开场白,“一块檀香木,雕刻骏马鞍。新人胯下骑,四季保平安。有请男贵人高抬贵步,有请女新人准备花珠。两廊奏乐,开始!”2017年8月,霍猛来村里拍电影,激起了村民们尘封多年的表演情结。片名《过昭关》,取自伍子胥过昭关的典故,杨太义熟悉那段历史故事。“咱也看过《春秋》嘛,孔子作的。”杨太义笑着说,“俺七十多岁了,该死了,能拍一部电影,给子孙朋友留个纪念。”

杨太义的童年颠沛流离,几番外出讨饭,也遇到过雪中送炭的好人。他要求自己,“见了困难的人都要帮忙,见了思想扭转不过来的人都要劝解劝解,教育他的子女不要怕困难,要勇敢”。(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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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电影

“不敢跟老爷子对戏,他太自然了”

拍摄前一晚,演职人员一起吃开机饭。“俺是老和尚搬亲头一回。”杨太义直言,“俺这个人不怕批评,有不足之处,你们赶紧提出来。”

第二天,霍猛五点半起床,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剧组热热闹闹地张罗到八点钟,正式开拍。那是一场收西瓜的外景戏,剧组当真在村里找到一处收瓜点,打算借实景拍摄。收瓜点紧邻大路和集市,每天上午过来许多大货车做生意。大家听说拍电影,都来瞧热闹。乡亲们一边看一边闲聊,讨论小男孩的表演:“这小孩怎么恁能嘞,让他怎么着就怎么着,真聪明。”因为围观群众和来往车辆干扰,拍摄几度中断。村民们沾亲带故,霍猛只能用家乡话温柔地劝阻。“比如我应该喊‘嫂子’的,我就说‘嫂子,咱拍的时候不能说话。’”杨太义的表演也难如人意,他由着戏曲舞台的习惯,举手投足都很夸张。霍猛花了两个小时也掰不过来,只好让整个剧组提前收工。

次日,霍猛改拍一场室内戏,围观村民少了许多。他又从邻村找来一位老汉聂天堂,也表演男主角的戏份。杨太义心下一惊,他俩1958年唱戏时就认识,所在的两个业余剧团当年还打过对台戏。几十年的老对手又见面了。“我又不是傻子,同样的李福长,我拍罢又换那个天堂。”杨太义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个意思是啥呢,谁演得好用谁。”这招果然奏效,杨太义的表现好多了。霍猛每拍一会儿就停下,让跟组剪辑给两位老人看回放,指出问题。一天下来,聂天堂非常紧张,霍猛决定让他演一个配角;杨太义表演中的舞台感快消失了,剧照终于拍到一些能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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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太义又“战胜”了聂天堂。“当时群众还说呢:‘咋叫他拍呢,还不如你嘞!’”杨太义欢快地回忆。霍猛渐渐得心应手。电影拍到一半,他请河南省话剧院的演员朋友马哲来客串角色。跟杨太义演完对手戏,马哲直冒冷汗:“我不敢跟老爷子对戏,他太自然了。”杨太义的台词带着一种冷幽默,但他从未笑场,甚至不懂什么叫“笑场”。他的理解是:“有时候该笑了,霍导给我指着,‘笑笑、笑笑’,就是那个意思。”杨太义至今还在感叹:“演电影的知识,简直在俺脑子里不存在。”这不完全是谦虚,他上次看电影,还是1960年代在农村放映的露天老电影。拍《过昭关》时,霍猛始终不让他接触任何电影理论:“那样他就更不对了,不如就在一种懵的状态下拍。”

片中角色李福长要骑三轮摩托远行,杨太义没骑过,专门花两天时间学习。除此之外,霍猛没让他为角色做任何“准备功课”。拍摄地在邻村,杨太义只带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过去,服装和道具都是演员自己的。拍每一场戏,霍猛都让他先看两遍剧本,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说台词。“咱是农村人,带的土语多。”杨太义说,霍猛没有异议。

片中角色要骑三轮摩托远行,杨太义专门花两天时间学习。除此之外,他没有为角色做任何“准备功课”,只带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去邻村拍戏。拍每一场戏,导演霍猛都让他先看两遍剧本,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说台词。(片方供图/图)

霍猛在剧本里写到这个河南村庄1978年搞责任田,杨太义说那里写错了。“我当过16年生产队长,经我手分的地,1980年。”杨太义告诉霍猛,“1978年全国还没有搞,就一个安徽小岗村,还是秘密的。”

杨太义过昭关

“找非职业演员拍电影,特别关键的是他要懂这个角色,或者他就是这个角色。”霍猛说。有位做金融的朋友曾跟他开玩笑,问什么时候让自己演个嫖客。霍猛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电影里要是拍一个银行职员,有可能让你来演;如果要拍一个嫖客的戏,我可能得找经常嫖的人。”

《过昭关》中,演大货车司机的演员就开过多年大货车,演警察那位就是警察。片中有场戏,是一位车祸死者的遗孀在公路上搭建灵棚,拦路乞讨。普通人未必愿意演这种角色,剧组在当地找到一个职业哭丧者,拍得特别顺利,“她就是挣这个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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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不得不走 电影

电影里,男主角李福长善良得近乎天真。一个妇女带着孩子拦路乞讨,声称自己的丈夫出车祸去世,老人不声不响,几乎把身上所有钱都掏给对方。

杨太义觉得李福长有点像自己。

在村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杨太义准备了一份“自传”,开头写道:“我家住河南省太康县龙曲镇潮坡行政村第二村民组,出生在1941年正月二十三日。”杨太义的家乡是黄河改道南泛必经之地,即“黄泛区”,他出生时值日军侵华和中原饥荒。二者叠加,留给杨太义颠沛流离的童年。据《太康县志》记载:“1942年秋,旱、蝗相继。1943年,水、旱、蝗灾连年,春、冬大饥荒,死人甚多,有人吃人现象。”1942年,母亲带着杨太义和他的两个姐姐逃荒讨饭。三个孩子实在养不活,母亲半路上把大女儿送给当地一户人家,又走一程,把二女儿也送了人。1944年逃荒结束,杨太义随母亲回到潮坡村,成了家里的“独苗”。直到两个姐姐去世,他都没再跟她们团聚。杨太义上小学时,村里已经不教《三字经》《百家姓》,改用国民政府的教科书,“开学了,开学了,见了同学问个好。”没多久,他又随母亲去逃荒。县志有云:“1947年,夏雨涝,五月冰雹。1948年,秋涝,大风,冰雹。”又过一年多,杨太义回乡读一年级下学期。上了一个学期,村里闹瘟疫,“十来个年轻人浑身肿,三天就死了。”杨太义又停课了。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半书,母亲说家里20亩地忙不过来,让他辍学回家摘绿豆、摘棉花。

幸存者杨太义能理解李福长的“天真”。他对这个角色的概括,也是自己的生活信条:“见了困难的人都要帮忙,见了思想扭转不过来的人都要劝解劝解,教育他的子女不要怕困难,要勇敢。”1953年潮坡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以杨太义的学历已经算是人才,他当上了社里的会计,两年后管理起两个生产队的账目。又过一年,他与邻村的姑娘结了婚。好景不长,1967年当地造反派武装夺权,撤了杨太义的职务,停了他的公粮。他等了一星期没得解决,就带着大闺女和大儿子外出讨饭。他重复了儿时的艰难,就像电影里李福长所言:人生就是过完昭关是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一重关又一重关。有次要饭正逢年关,杨太义拖儿带女地叩开黄庄一户人家。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满脸不高兴:年前出来要饭,一定是坏人。杨太义掏出自己的党费证:老弟,你看我算不算坏人?

电影《过昭关》

“他一看,上面有县里官章、乡里官章,不吭气了。”杨太义回忆,“我说:老弟,你太年轻了,咋个一把甘蔗捋不到头呢。你不能光过好年景啊,你遇着灾年了跟我一样。人挪一步活,树挪一步死,我在家没办法才出来要饭的。”那时一位大嫂出来,端着刚炸好的糍粑饼子,呼啦一下给杨太义装了半篮子。“我在黄庄七天,要了两布袋多,两百多斤大米。”杨太义还感激那些素不相识的乡亲,“厚道啊。”电影里,孙子睡不着,央求李福长讲故事。李福长在夜空下讲起伍子胥过昭关。演这场戏时,杨太义加入了越调《过昭关》的唱段,嗓音苍凉,又透着豁达: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又好比龙游在浅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针线。唉嗨嗨嗨。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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