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电影，45岁的导演陆庆屹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因为故事从2013年春天延续到2016年春天，所以有了现在这个片名。电影之外，这家人又有着怎样的生活？请听陆庆屹近日在“一席”演讲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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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陆庆屹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我爸我妈

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四个春天》，是献给老爸老妈的礼物。

我出生在贵州南部独山县的一个小镇，叫麻尾。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它与一条特别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狭长的山谷里，因此我童年的记忆大多与青山绿水交织在一起。

那里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比较多，那些民族都喜欢唱山歌，时常在旷野里能听到很远处的歌声。青年男女会在两个小山丘上对歌，选择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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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从小酷爱山歌，并且想方设法学唱山歌，几十年下来，她在当地很有名气，红白喜事都有人找她去助阵。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非常繁忙。

我记得小时候过春节，麻尾举行全民狂欢活动。重头戏是舞龙舞狮，还有骑摆马。就是选出七八个小孩扮演戏曲里的古人，骑上马，到村村寨寨去游街，马走起路来屁股甩来甩去，所以叫骑摆马。我3岁多的时候，我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一套“摆马英雄”的造型。

我爸爸是个物理老师，性格非常温和，我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发过火。他也酷爱音乐，音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几乎每一种他能碰到的乐器，他都会去自学，他一共会20多种乐器。

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乐器，笛子、二胡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除了工作和照顾家庭，我爸爸其他时间都浸泡在音乐里。他曾经说：有你们3个孩子，有那么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乐器相伴，此生足矣。

我家在麻尾中学的山脚下，可以说开门见山。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困难了，爸妈工作之余，到镇上借来大铁锤，用半年多时间开山，生生辟出了几块平地。又到一里多外的地方，一趟一趟地挑来土，壅出两块菜地，种了各种蔬菜，家里生活才慢慢改善。

但即使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也总是有歌声相伴。除了没有肉吃，我的童年记忆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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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爸妈借钱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半年多时间。但没想到一年后，火灾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父母辛劳一辈子攒下的一个家，就这样被烧了。

那天我妈不在家，我和我爸面对着焦黑的房间，手足无措，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们在一堆炭黑色的东西里翻了翻，刚买的新电话融化成一团，我姐买的小DV也烧坏了。

我爸从废墟里翻出他的小提琴，背板已经快烧成炭了，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了。我继续在房间里东翻西翻。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到沙沙的琴声，跑出去一看，我爸在天井的井台上拉小提琴。琴声在空旷中回旋，他的动作很轻柔，似乎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听着残破的琴声，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只有音乐可以安抚他。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很久，也觉得心情平复了很多。夜里我们俩点着蜡烛，用柴火煮了点东西吃。

第二天，我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发抖。她愣了10秒钟，也没问什么，定了定神就跑到楼上去找照片。我们家的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大概1/5。

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我爸妈年轻时谈恋爱是很秘密的，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妈无意间听到别人嘲笑我爸穷得一双鞋都没有，她跑回家大哭一场，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给我爸。那种鞋一般要做半个月，她3天就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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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一口锅都没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状况。但即便是这样，我爸妈每年都会攒一些钱，假期的时候，到县城请照相馆的付叔叔拍一些照片。

我记得有张照片里是我爸给我妈戴花。前两年，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又拍了一张同样的照片，前后相差53年。还有父母在我们家房子前面的留影，这个房子承载了我很多美好的记忆。

这几张老照片都没有被烧掉，命运还算眷顾我们。现在每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翻看老照片，说说笑笑。这些被唤醒的往事，印证了我们的记忆，填补了那些空缺的时光，似乎一个家的光阴更完整了。

北漂生涯

虽然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但我其实从小很孤独，因为哥姐很早就出去求学了。其他孩子都有兄弟姐妹，而我总是落单的，被排挤也很正常。

我很早就习惯了自娱自乐。上初中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往城郊的飞机场那边瞎逛，回来后煮一碗面，吃完背着书包去学校。我会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天光渐渐亮起，同学们陆陆续续进了校门，在操场上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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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和人群隔着一点距离，我只是一个观察者。我很少与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喜欢写日记，每天都写。当天的天气，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么，我都会记录下来。

后来到了北京工作，我很喜欢加班，喜欢坐夜班车。那时候人少，坐在角落里，谁也看不清谁。公交车是不开灯的，只有到站了才亮一下。我就把手伸到书包里，用一只很短的铅笔头在书包里写日记，盲写。写哪个站上来了多少人，灯光是怎么划过的，街上有些什么变化，诸如此类。

1999年，我离开北京，去了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因为我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但是在矿山，我看到了很多曾经忽略的东西。比如星星，每天都能看到星星。夜幕降临，开始只能看见几颗亮的，眼睛适应黑暗后，星星越现越多，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天空底下，是一重又一重的大山，苍茫茫地望不到边。

我经常坐在山头看着世间万物，感受到人的渺小，也时常为自己的无足轻重而叹息。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具体的影响，但它打破了我的日常经验，促使我观察身外的东西，注意天地的样貌、时间的来去、生命的源泉与尽头。

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2000年过年后的一天，刚刚炸了一个矿洞，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我不知怎么，也不等其他人，点着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声音。

在寂静里，我发现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折射过来，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突然间我被感动了，心想：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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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我离开了矿山。

回到北京，我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2008年我买了一部相机，拍得很疯狂，每天卡都是满的。

因为拍照，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花花草草、日落月升、街上行人、铺在地面上的光，每一种现象我都很有兴趣。因为拍照需要等待和观察，慢慢地，我不再急躁，越来越安静。

2009年，我注册了豆瓣，没想到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我在豆瓣上开了一个相册《回家》，就是回老家时，记录父母的生活、田间地野的日常、街坊的往来。没想到这些普通的照片下面，有很多评论，让我特别感动。

这种感动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去观察那些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离开家20年，我所有的审美、思维、习惯都被重构了，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我回去的时候不需要跟生活较劲了，可以很平和地看待它，很多意义就在这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这些意义可能是诗意的、现实的，也有一些带着浪漫色彩。

《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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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因为对家庭气氛的迷恋，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记录下来的想法，于是我买了一台可以拍视频的相机。

两年多之后，我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他：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说：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很打动我。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为什么不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

我开始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从豆瓣影评里开始搜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概念。之前我的观影量可能还不到100部，那一年我一共看了80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十几遍，电影思维慢慢有了模糊的轮廓。

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有时我会想，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我确信：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对电影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意识到，它比我之前从事过的绘画、摄影更适合表达我的感受。

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来献给父母。带着这种想法，我更细致地去观察父母，从而也更深入地了解到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在他们那个年代，有无数的家庭被淹没了，特别遗憾，我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来献给他们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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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驱动力，我就特别有热情，经常背着20多斤重的包和三脚架，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尤其是去山里的时候，为了拍到想要的内容，会跑得更辛苦。

2016年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我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问我怎么闷闷不乐，我说我在想未来。他们扑哧就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有！

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其中一个同学腿一软，扶着我的肩膀说：陆庆屹啊，你还是先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吧。我说：拭目以待。

那天散场后，我回到家里，开始想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的身体逐渐衰弱，我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剪辑，连剪辑软件都不会用。但是我已经决定开始，带着忐忑的希望。

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个月。然后去找卖我电脑的小哥装了剪辑软件，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他说只会装不会用。但他建议我买书来学，我一下子茅塞顿开，直奔中关村买了两本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把家里的网络全部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买菜，足不出户，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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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夏天，我把冰袋泡在水里，用风扇把凉气吹过来，但仍然是浑身大汗。冬天，我穿上两件羽绒服，实在太冷就烧水来泡脚。

最后，花了20个月的时间，剪辑终于完成了。在朋友的奔波下，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愿意安排一场放映，2017年12月30日，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

映前几天，我回贵州去接我爸妈来看电影。我妈大吃一惊，眼睛都快掉下来了，问我：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对呀。她说：是那种大银幕吗？我说：对呀。此前她一直觉得我在胡闹，换了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安定下来。

记得有一次她要晾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问：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她问什么是纪录片，我说就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菜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回过头来看我还在，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电影对小县城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不敢想象。

那天尤伦斯的放映，我像是做了一场梦。映后交流的时候，有观众知道我爸妈也在现场，就鼓掌让他们上台。

我妈很激动，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她笑中有泪地对我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成什么样子了！观众大笑。她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对着她笑。

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上站起身，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谢。他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就流泪了。

后来，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领完奖到后台留影，要穿过一小段黑暗的空间，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很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往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快速闪过。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发现眼前的场景和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夜晚，在某个领域里，我没有食言，我做到了最好！

解放日报